攻约梁山

  清真山流寇从王伯超怒杀公羊务到化铜打造武器，到突袭府城扫大户紧急东征逃窜，期间共耗费了二十多天，这时候向东走正赶上抢掠夏收成果，反军最要紧的粮食有了乐了，大宋王朝却遭殃了，若是流寇象田虎那样盘踞一地割地造反对大宋根基未必有多大威胁，可从西向东这一流窜沿途扫荡，不仅沿途官府和大户遭遇灭顶之灾，本该属于朝廷的夏税钱粮损失就惊人。

  能让皇帝赵佶惊恐到当诸相的面当场尿裤子却顾不上理会的事自然不会只是惊惧清真山流寇。

  在此之前，朝廷处心积虑准备剿灭的海盗在江南突然开始大肆抢掠，威势和破坏力比清真山流寇更可怕数倍。

  江南是大宋最重要的钱粮供应地，对朝廷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绝不能允许海盗肆意侵吞江南的利益直接动摇大宋根基。

  这关头，大宋朝堂也显示出了自开国以来罕见的办事效率。

  三衙太尉兼殿帅高俅已经率领三十万禁军大军紧急出征，前面更有镇国大将军先率领十万禁军赶赴江南阻击海盗。

  赵佶不知道他最信任的高俅率军离开京城却不是第一时间争分夺秒去追剿沿海肆虐的海盗，而是畏战另有妙计，出了京城不久就统军向西南杀去，排开大军拉网般扫荡江淮间走私发财发得油水肥厚的众多豪强大户，以这种方式筹集大军所需粮饷为自己大发横财，却报上杀贼功，也确实为钱粮紧张的东京朝廷及时解决了大问题，又有蔡京等参与密谋和支持高俅隐瞒了行为。

  高俅这么一搞，从东京到淮西再扫荡向东海，在江淮间转了上千里大圈子，大军又是步行还要四处抢掠扫荡，耽误的时间可大了，等到赶到长江附近的沿海正经追剿海盗，海盗早抢完了南部杀入了山东。高俅却暗喜，又以追剿为名挥军扫荡山东。

  这时候，盛夏来临，天气越来越炎热。

  禁军大军转战上千里早已疲惫不堪，即使有抢掠的刺激也打不起精神，又从上到下畏战，进军越发缓慢，拉海盗老远。

  皇帝赵佶得到的却是高太尉追剿海盗的胜利战果不断好消息不绝。

  高俅军上缴到东京的从江淮豪强家抢来的夏粮可比朝廷正经征收的粮赋多多了。大宋土地，尤其是优良土地多在大户豪强手中，而这些人却多是不用纳税或有关系能偷税漏税的，这一突袭狠抄富裕的江淮地区整体豪强家，收获自然巨大。

  赵佶对忠勇有能的高爱卿非常满意，但四十万京军已经调离在外，突然又冒出清真山这股强悍流寇，赵佶怎能不吓坏了。

  他深恐这股流寇是和海盗一伙的，是海盗早有预谋，加上被白时中等重臣蒙蔽矿场事变真相，想当然以为是周川等人早就暗投了海盗，一调整才露馅借机事发，极度愤恨周川这等伪良忠臣干才又极度惊恐，根本没想到却是他依重的宰相在祸害。

  紧急开大朝会，问群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赶紧派兵阻止和镇压这股流寇了。

  可笑的是，如同历史上金军打来时一样，群臣个个踊跃发表高见，口舌如簧，文采斐然，义正辞严，你有你的观点，主张皇帝应该这么办，他有他的见解，强烈要求皇帝那么办，有主张严厉打击的，有主张剿抚并用收服人心的，这一通激烈争论，实际却都是套话、空话，基本全是屁话废话，不是专注在怎么具体解决清真山流寇上，而是为争辩而争辩，为私心争斗。

  你不要当这是小说戏说污蔑嘲笑宋官。

  你若有资格经常参加这会那会，你会看到开会常会奇怪地走形。

  要讨论商议解决的问题不是会议重点，甚至没人真在乎，那只是个借口。

  激烈争论的焦点是要钱争权，是所谓理念观点不同的帮派斗争，是各方势力利益的较量和妥协，是权大嘴大者的作秀表演……越是紧迫重大的问题，争论越是激烈，这很正常，但借机紧逼对手让权让利，开会的根本目的——要解决的紧急问题最终却笼统了之，不了了之，再商议，甚至荒唐了之却常见。

  这是政治的通病。

  严肃政治却常常只是种权力游戏和个人表演。欧美所谓的民主议会照样如此，而且常有更荒唐古怪的事发生。

  这种情况落在皇帝赵佶面前，只能让这位花鸟皇帝习以为常不奇怪却干郁闷更加着急。

  众臣说得都有理。

  当然是冠冕堂皇笼统说的都合理。

  在皇帝恐惧恼怒的时候，当臣子的敢胡说八道，拙劣地露出无耻私心，那是自己找死。

  真当皇帝是傻子？

  问题是剿也好，剿抚并用也罢，都要用兵，重点在怎么用兵？准确的说是用哪的兵？

  流寇周围州府的兵就不用考虑了。

  守城都一破一个准，只看看雪片一样投来的紧急求救奏折就能从中看出这些州府的文武官员对流寇恐惧到何等程度，都在盼着流寇别经过自己的辖区，千方百计躲避兵锋，恨不能找合理借口弃城逃走都来不及呢，就这种态势，朝中谁还敢指望这些州府能汇集兵力联军讨伐镇压住流寇？

  内地军也不是没有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朝廷官僚们对内地军队情况并非是两眼一抹黑，也大体知道哪的兵的可用。这些自负的政治精英并非无才干。

  比如，他们知道昔日招降的十强匪现在的十节度使中就有几个很是能征惯战的。

  但十节度使不是离得远，就是从各地调集太慢太耽误时间。

  最有把握剿贼的强军当然是调集西军或北军。

  但这两只军队同样太远，赶不及。

  要剿灭的可是流寇，不是盘踞一地可从容调兵剿灭的反贼。那伙人正拼命冲向东海呢，流窜得很快。容不得慢慢来。

  就算西军北军能赶得及，也不能随意抽调。

  辽国燕云地区汇聚着众多缺衣少食的原辽东难民，正红眼等待北边关地区夏收完成就必定会南下疯狂抢掠以轻松获取钱粮，把辽东和燕云的灾难困难巨大负担转嫁到宋朝身上。

  文成侯赵公廉早就把这个预测汇报到朝廷提醒北边关严阵以待。

  北军民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血战冲突，守住边防，防范辽人钻空子进犯怕都力有不逮，哪有多余兵力南下剿匪？

  西夏方面也是看到了机会，想趁燕云难民南下大肆抢掠而牵制了宋军的好机会夹攻大宋狠捞一把。

  西军察觉了西夏大军蠢蠢欲动迹象，正严加戒备，无心它顾。

  大宋边防形势严峻。皇帝赵佶危急时想起的救架第一能人赵公廉即使有心也无力来追剿流寇和海盗。

  那么剩下能调用的大军只能是京城禁军，兵力够而且从京城北上山东，距离很近，多半能赶得及堵住东奔的流寇。

  这情况，上朝众臣没人是傻子会看不明白，却没几个人提起赶紧抽调京军北上。

  京城八十万军队，已经紧急抽调走了四十万，十万镇守江南，三十万负责追剿并防止海盗偷袭京城，都责任重大而危险，这时候根本不可能调回来防守京城或分兵调去堵截流寇，剩下的一半京军，即使仍有四十万，皇帝也胆怯，只感觉守京兵力不够用，就怕强贼耍阴谋诡计突然袭来时军队守不住京城保不住他的命，内心不愿意再抽调兵力去剿灭流寇。

  海盗和流寇的破城力传得实在太可怕了，攻破州府城池简直如同喝酒吃菜般轻松容易。

  东京众臣更是贪生怕死占绝对主流。宰相、枢密使等要员更是自私惜命的。

  官僚们都和皇帝同样胆虚，不愿再抽兵，又猜知皇帝心思。谁还愿意违逆皇帝心意又不顾自己家小命极力主张调京军。

  满朝文武激烈争论。

  在皇帝红眼急怒直接喝问到底怎么办时，有人主张急调文成侯部下骁勇能战辽寇的大军南下追剿流寇并配合高太尉大军剿杀海盗。理由振振有词。

  文成侯的军队能征善战，还配有不少骑兵，来了绝对有把握打败区区只人数多的流寇。

  关键是，清真山流寇和海盗才是大宋的致命威胁，朝廷绝不能放过，否则对大宋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太恶劣，动摇了国本。至于沧北少了军队，让辽人祸害重了，不大紧。

  沧北本就是偏远荒凉地，地广人稀，没什么要紧的，再损失又能损失多少？不可能和海盗和流寇造成的损失相比嘛。

  剿灭上岸海盗和流寇，不但重创了海盗，振奋了国威，稳定了人心，还能截获抢走的无数钱粮财富。

  说来说去，无非是辫子朝时宁与外国强盗，不与家奴那一套。宋国财富可任辽国抢，但决不能让国人反贼民众得了去生活。

  至于调文成侯部下军队从大老远的沧北南下来剿匪来不来得及，是否有可操作性，建议者就不关心了。

  其中暗含的居心叵测阴险算计只有建议者自己和背后的势力清楚。

  说穿了，到了国难的这时候，这些人也首先考虑的是内斗，生怕赵公廉不死、沧赵家族在辽人南下抢掠时不灭。

  ……….

  众臣提供了各种建议，实际没一个靠谱的，却争执不下。

  蔡京、白时中、张邦昌等宰相要员却一个个皱眉做深思状一言不发。

  赵佶本就是个犹柔寡断只精于享乐和玩权的皇帝，被众臣这么一激烈搅和越发六神无主，根本拿不定主意，那只能放众臣回去再好好想想。再开朝会再议。

  一再议就拖了起来。

  各种奇怪点子出来的更多，争论得也越发激烈，唇枪舌剑，辩得急眼了，差点儿在朝堂上打起来，闹得赵佶更焦虑心烦，也越发没个主意，结果转瞬就过了四五天。清真山流寇都扫荡过了大名府辖区。

  北京大名府是首都东京防范辽军破了边关长驱直入打来的第一军事重镇，布有三万多重兵，兵坚甲利配有天王李成、急先锋索超等悍将，绝对有势力堵一堵周川马元领导的这只流寇团体，但文才武德兼备的梁中书压根没敢出一兵一卒去攻击。

  他同样被海盗的强大号召力和这只流寇的招揽人心破城能力吓住了，深恐大名府也被内乱破了，严令守军紧守大名府不得不出城一步，任流寇军扫荡辖区县城大户。

  马元等武将也知道大名府的重要性和军事力量，给面子没敢嚣张去挑衅攻击。

  到了这时候再不赶紧派兵追剿，流寇就很快杀到海边逃走了，什么文成侯精锐除非能飞过来，否则全鸟用不顶。

  就在这关头，因反对腐化而恶了皇帝被贬为起居郎的大炮李纲当堂怒斥群臣瞎出主意，主张赶紧调京军十万北上剿贼。

  历史上曾任过宰相的欧阳珣以及外出督导教育刚刚匆匆返京的权邦彦也站出来极力主张抽调京军。

  皇帝赵佶也明白自己再胆怯不同意调禁军，那流寇造成的一切巨大损失就彻底无法挽回了。

  他一动心，蔡京、白时中等了解透了皇帝的重臣要员等的就是皇帝改变主意的这个时候，也立即站出来拿主意帮皇帝拍板。

  这样做，他们不会成为违逆皇帝心思的出头鸟，不会遭到皇帝事后的记恨，也不用担出主意的主要责任。

  抽调的禁军打胜了最好，若是战败了，损失惨重，还危及京师，那首要罪责就在李纲等人身上。

  玩政治以稳妥为主。

  你常会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是最有效的，却必定是出了事官员责任最小的。

  老奸巨滑的蔡京他们不能不担心战败的后果。

  毕竟传来的流寇消息证明这伙人的祸害能力和战斗力可是不小。高俅这种军事二五眼训练的禁军能不能打败流寇确实是疑问。

  赵佶终于拿定了主意，命令辅国大将军统领十万禁军立即北上堵截追剿。又严令留守禁军严守京城。

  这问题总算解决了。

  皇帝稍松一口气。

  但出身开国勋贵之家的辅国大将军带兵离京后并没有紧急奋勇北上，而是和高俅一样玩起了扫荡大发财虚报战功。

  他是士大夫看不起的粗鄙武夫，但早玩精了政治智慧，深怕自己挥十万军打不过红眼逃窜的上百万流寇。

  失败的后果承担不起，会危及整个家族的富贵前程。

  所以他独自追剿的险不能冒，而是边清除大宋的走私豪强弄钱粮战功对皇帝有交待边慢慢行军，任流寇逃往海边，他等待高俅部三十万大军北上汇合，有了足够兵力和取胜把握，再双方共同剿灭流寇海盗。这一路实际干的事和流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