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
1854年，柏利率美国东印度舰队到达日本江户，用炮口强迫日本开港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陷入了和中国相似的境地。不同的是，中国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沉睡，而日本则在危机感的逼促下进行了著名的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摆脱了亡国灭族的命运。而且，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气势汹汹地进行对外扩张与侵略。
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1874年5月，日军武力犯台，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台事专条》，得到50万两赔偿费，获取了对琉球岛的权力。1876年，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特权，从此全面向朝鲜渗透，并企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侵略中国。1887年，日本的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制定了《征讨清国策》，狂妄地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1890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政府为摆脱困境，公开煽动侵华狂热，说中国的东北、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1890年后，日本加强扩军备战，把国家财政收入的60％用于建设近代化海陆军。日本参谋部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中国，秘密绘制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北洋海军自1888年以后没有再添置任何舰只，1891年后又停止购买枪炮弹药，海防经费竟被慈禧用来修筑颐和园。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清政府便派了一支军队入朝，日军乘机寻衅，包围了驻守在牙山的清军，战争一触即发。慈禧和李鸿章一心想保“和局”，在“和解”无望时仍不认真备战。7月25日凌晨，清军的“济远”“广乙”等舰在丰岛海面遭日舰袭击，日本正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同日，日本陆军也侵袭驻朝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但宣战以后，李鸿章在慈禧支持下，仍采取消极抵抗的战略方针，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慈禧和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使广大爱国将士的抗敌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9月15日，日军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士兵和朝鲜人民奋勇还击，左宝贵以身殉国。马玉出、卫汝贵分别击退了东、西两路日军。但作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却“一夕狂驰三百里”，逃回了辽东。
次日，日本舰队在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挑起一场激烈的海战。战斗场面异常悲壮，在茫茫洋面上，水师官兵们用炮火和热血表现了中国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在舰阵殁者90余人，与舰共沉者600余人，海军将领邓世昌、林永升等壮烈牺牲。在战争中，重创日舰5艘，迫使日舰退出黄海海面。
10月下旬，日军向中国大举进犯。聂士成部队冒寒苦战，奋力击敌，多次重创敌军，粉碎了敌军到“奉天度岁”的梦想。清军将领徐邦道激于爱国义愤，率部至金州御敌，城破而退。11月7日，大连守军溃散，大连不战而陷。22日，日军进攻旅顺，清军仅徐邦道部队抗敌，因而失陷。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2月17日，日本舰队开进威海港，并在刘公岛登岸。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舰队缴出残余舰艇1l艘、刘公岛炮台及军资器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5年1月，光绪起用湘军作最后一试，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用兵6万。这是开战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兵。刘坤一号称“名将”，其军队却一触即溃，6天中失去山海关外各个军事要地，全线瓦解。
1895年3月，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谈判，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日本还向中国勒索战争赔款2亿两白银，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只得借外债以度日。日本侵略者乘机通过巨额政治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按条约规定，日本可在中国设厂，这正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而西方列强又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取得并享有这项特权，很快地在中国合法地经营企业，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商品，倾销中国，赚中国人的钱，同时又扼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一箭双雕。而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口岸则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此全部向帝国主义开放。日本军国主义通过甲午战争得到极大的好处，国内工业迅速腾飞，从此，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加紧侵略中国的道路。
台湾割让给日本，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悲愤与抗议。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更积极行动起来，为保卫神圣的领土不受侵犯，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从1895年6月至10月，台湾军民与侵略军打了大小100多仗，抗击日本3个近代化师团和1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日本近卫军团有一半被消灭，在中国人民反侵略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甲午的惨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但是深重的灾难也促成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亟变。中国具有群体意义的民族觉醒就自甲午惨败之后开始。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爆发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发源于鲁西北地区，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拳是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一种。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在山东的外国传教士气焰愈加嚣张，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义和拳逐渐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斗争组织。1898年以后，清政府在公文中开始称义和拳为义和团。
义和拳首先在冠县一带展开斗争。山东巡抚张汝梅鉴于教士恃强凌弱，乡民积怨不平的情况，对义和拳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因此义和拳很快活跃和发展起来。美法公使为此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抚为剿。恰值此时，慈禧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表示不予承认。慈禧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想法。于是义和团在直隶、京津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义和团兴起后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它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这个口号也反映了广大的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更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另外，他们提出的灭洋口号，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却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各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5月，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遂决议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掀起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天津义和团驻军自6月17日大沽失守后，即开始围攻租界，保卫天津；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也不断增兵天津，这时已达18万余人。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却任命四川提督宋庆镇压义和团，使城郊义和团实力大损，天津保卫战进入更艰苦的阶段。7月14日，天津沦陷。8月4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慈禧一面加紧求和，一面又调义和团去前线，使义和团与侵略军双方互相削弱。8月14日，北京失陷。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迅猛发展。义和团的斗争风暴席卷了山东、山西、内蒙古、东北。其中东北义和团声势最大，一个月内使中东铁路几乎全被焚毁，俄国损失7100万卢布。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在美国等的支持下，东南各省的清朝督抚策划“东南互保”，制造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这既让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军民的反抗，也严重地破坏了东南各省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一面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一面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八国联军还在京津地区烧杀劫掠，暴行累累。1900年12月24日，参加武装侵略的八国再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至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内容。清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保，40年内分年付清，再加上利息，本利共达98亿多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000多万两，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均由帝国列强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这一区域内居住，各帝国则可以在此驻兵，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大沽沿路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12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这样，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辛丑条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洋人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工具。它表明，靠旧式的民族斗争方式，已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危局，它呼唤着新的救亡运动和民族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