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部队大院

  一

  秦月芳这个人的优点是心眼不坏，邻居或同事有什么事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她比谁跑得都快；发洪水、闹地震捐钱捐物的时候，她比谁表现得都积极。她的缺点就是嘴巴里的话太多，应该说，话太多不能算是缺点，但是，她的话不仅仅是多，而是有些话讲出来非常刻薄，有时让人接受不了，这就是缺点了。比如军务局魏参谋的老伴一胎生了两个女儿，她说人家是“吨粮田”；直政局崔干事的爱人结婚多年没有生育，她说人家是“盐碱地”；有个邻近的部队大院的老乡一年生了两个孩子，元月份一个，腊月份一个，她说人家是“双季稻”；机关有个胖胖的电工与他老婆离婚后又复婚，她说人家是“回锅肉”。要不，怎么会有人给她一个“磕一个头，放两个屁，既拜了佛祖，又伤了神仙”的评价呢！认识的人被她取笑，不认识的人也会遭到她的嘲讽。有一对夫妻女高男低，秦月芳看到了，对别人说：“你们看看这两口子，男的比女的矬那么多，他要是想站着与老婆亲嘴，不架梯子就得雇吊车。”有一个女人身上曲线分明，乳房耸，屁股翘，她说人家是“三座大山”，能吓跑愚公。还说这个女人要是在大街上走一趟，把男人们贪婪的视线缠成团，可以编一个大大的胸罩。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大胸脯的女人，‘蒙牛’和‘伊利’的老板见了她们这号人，都会担心自己的公司倒闭。

  秦月芳的爱人是综合部办公室的行政秘书，叫郑启明。郑秘书这个人也是个热心肠，待人诚恳，但是说话比较注意分寸，在综合部机关里人缘很好。这两口子在一起有意思，秦月芳是腚眼里夹不住热屁，话说完了还没有想好；郑启明是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话想好了也不轻易往外说。

  为了秦月芳那张破嘴，两口子没少生气，有几次都闹到了吵着要离婚的地步。秦月芳对自己的毛病不是不清楚，有时候气得一个人偷偷在屋里自打耳光，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场合，这张嘴好像就不属于自己的脑袋领导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听招呼。

  郑启明从基层连队调进综合部机关的第二年，就被调为副营职行政秘书，主要负责综合部机关的车辆管理，当时秦月芳正好由农村来部队探亲，直政局的领导考虑到秦月芳已经符合随军条件，便让协理员向秦月芳了解有关情况，以便为她随军以后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

  协理员问秦月芳：“听说你与郑秘书是在一个村里长大的，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秦月芳与郑启明结婚后每年到部队探一次亲，见到部队的领导并不怯生。她笑着对协理员说：“我们那里既没有梅，也没有竹，人家是青梅竹马，我和郑启明是砖头坷垃，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在一起和尿泥、过家家。后来，他当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我是生产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我们俩搂草打兔子，在一起研究工作，也顺便谈谈恋爱。因为我欣赏他的诚实能干，他喜欢我的机灵活泼，在他验上兵到部队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俩由工作上配合，到生活中配对，一块到公社领了结婚证，按照城里有些人的说法，在爱情的坟墓里合葬了。”

  协理员只是听说秦月芳这个人开朗大方，快言快语，没想到她说话这么随便，便笑着说：“你讲话真有意思，在农村除了当过领导干部，还做过其他的工作吗？”

  “在山东话剧团干过几年。”秦月芳很自然地说。

  “你当过专业演员？”协理员惊奇得瞪大了眼睛。

  “不是专业演员，业余的。”

  “你当时工作的地点在济南？”

  “不是，与郑启明结婚前，我只去过两次济南，一次是上中学的时候红卫兵大串连，我那时年纪小，屎壳朗撺着屁哄哄，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瞎跑；一次是当团支部书记的时候县里组织的忆苦思甜参观，实际上是个人不花钱旅游。我当业余演员是在下良湾公社。”

  “公社也有剧团？”

  “公社应该说没有剧团，但是有文艺宣传队，我们家乡的老百姓把文艺宣传队叫做‘剧团’，因为我们普通话都说得不好，演出的时候讲山东话，所以，乡亲们都说我们是‘山东话——剧团’。”

  协理员被秦月芳的话逗乐了，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文艺细胞，说话也很幽默，除了当过业余演员，还有什么特长？”

  “我从小就学习修理，别的什么特长特短都没有了。”

  “修理什么，汽车？”

  “不对！”

  “修理拖拉机？”

  “也不对！”

  “那是修理自行车？”

  “还是不对。”

  “该不是修理火车、飞机吧！”

  协理员再次瞪大了眼睛。

  秦月芳被协理员的样子逗笑了，乐呵呵地说：“老谢同志不要再瞎猜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一句诗是‘坐地日行八万里’，我修理的东西比火车、飞机的个头大，跑的也快，一天四万公里。”

  秦月芳的这番话让协理员有点哭笑不得了，他略显尴尬地说：“噢，我明白了，你说的是修理地球。”

  秦月芳自鸣得意地点点头说：“对！”

  协理员一本正经地对秦月芳说：“我是综合部政协室的协理员，协理员是一种职务的名称，不是一个人的姓名。”

  这次轮到秦月芳有些不好意思了，她抱歉地对协理员说：“对不起，原来您不姓谢，我还以为您叫‘谢里元’呢！‘政协’我知道，在我们老家，县里和地区都有政协，俺村小良他三舅就在县政协当副主席，那是个很大的官。”

  协理员笑了：“你可是真会联想，地方上的政协是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我说的政协室是部队机关政治协理员办公室的简称，二者不是一码事。政治协理员这个职务在部队里只是领导机关才有，人数不是很多，所以你不清楚，你以后叫我老何就行了。”

  “叫您老何不礼貌，您姓何，我以后叫您何理员吧！”

  “称呼我的职务也可以，不过，不是何理员，是何协理员！”

  “对，对，应该是叫何协理员。”秦月芳红了脸，接着又小声嘟囔了一句，“真罗嗦！”

  “你刚才说什么？”何协理员没有听清楚秦月芳后边的一句话。

  秦月芳连忙解释：“不，不，我不是说你这个人罗嗦，而是说你这个职务的称呼罗嗦。”

  秦月芳随军以后，被安排到综合部机关军人服务社当售货员。

  “领导们一定是看你嘴巴爱说，当售货员有可能比别人多卖东西，才让你去的服务社。”

  郑启明帮助秦月芳分析。

  秦月芳在服务社工作的时候，工作效率怎么样，没有人专门总结过，有时候卖的东西可能多，有时候卖的东西也可能少。一次，有个老太太买调味品，秦月芳向她推荐鸡精。老太太对鸡精这类新玩艺还不太了解，不敢轻易买，有顾虑。秦月芳给老太太介绍：“鸡精营养丰富，您老人家想一想，人身上十滴汗一滴血，十滴血一滴精，鸡精肯定也是鸡身上最好的东西。”老太太听她这么一讲，顾虑更多了，不无担忧地说：“要是那样我就更不能买了，人要是吃鸡精吃多了，下蛋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假如一说话就像鸡叫，岂不是让人讨厌。”

  综合部机关生活保障实行社会化以后，军人服务社交给地方物业公司改成了超市。物业公司只接收服务社相对年轻的人员，五十岁以上的一个不要，这样，秦月芳就留在部队，成了退休职工。郑启明今年五十四岁，按照部队的规定，再有一年多也要退休了。他们的独生女儿小荔前几年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去了澳大利亚，在那里先学习，后工作，一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回来。

  郑启明的父母特别疼爱孙女，小荔也与爷爷奶奶非常有感情，她是在老家长到四岁多的时候，才跟着妈妈随军到的部队。小荔没出国的时候，老两口几乎每年都要从山东老家那个被大山囚禁的小乡村里跑出来，到北京来看孙女一次。小荔出国这几年，老两口没有再到城里来过，但时常打电话或者写信询问孙女的情况。小荔刚出国那阵子，郑启明的妈妈想孙女想得简直要发疯了，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埋怨秦月芳：“北京是个多么好的地方啊，找个什么工作干干不行，你和启明竟然答应孩子去‘稀泥’工作，那个地方是不是一出门就要穿胶鞋呀？”

  秦月芳向老人家解释，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上海，悉尼那个地方不仅没有稀泥，而且生活条件、自然环境都很好，城市建设得比济南、青岛都漂亮，普通老百姓都住别墅。

  老太太仍然不太放心，嘱咐儿媳妇一定要打电话告诉小荔，让她在国外注意安全。她说外国人都很野蛮，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吃饭时都带着凶器，不是刀子就是叉子，“我的那个娘哎，吓死人了！”秦月芳给婆婆解释，人家外国人吃饭时拿的那不是凶器，是餐具，就如同我们用的筷子、勺子。

  老太太不大相信儿媳妇的话，让她与儿子一定要抽时间到那个叫‘稀泥’、又说没有稀泥的地方去看看宝贝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