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1906

  共和2751年（西元1910年）9月7日，武昌。

  没错，从今年9月1日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开始试行“共和纪年”。这个“共和”就是西周的“周召共和”。经过今年几个月的试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会在明年正式使用“共和纪年”，原本被称为“公元”的西方纪年则改称“西历”。

  原本文德嗣对于纪年历法什么的并不在意，他出于自己方便，直接就使用了在穿越前用惯了的“公元”纪年和历法。但他和星科高层都低估了这个时代的人对这方面的重视，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绪。

  在统一之前还好，他在内部采用西元纪年，不会有人说什么，毕竟是反政府武装嘛，不用俺大清的纪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统一之后就不行了，民间对于采用西元纪年反应很强烈。很多人都质疑政府，我们中国那么多的纪年可用，为什么偏偏要用西方的纪年法。这还算客气的，还有比较损的人就直接说：“凭什么要用一个外国私生子的出生年份来决定中国的纪年？”

  就连科社党内部的土著高层，如章疯子等人对此也非常介意。前清的那些降将降臣如赵尔丰、锡良等人更是纷纷上书，表示反对。就连最圆滑的袁大头，也写信来劝文德嗣再考虑一下民间意见。

  好吧，实事求是的说，民意会成为现在这种样子，也是文德嗣和科社党一手造成的。因为科社党的强势崛起，把中国原本朝着深渊一路冲去的轮子，硬生生的扳了回来，使得中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文德嗣三下两下的就搞定了满清和北洋，又取得众列强认可并成功修约，取消了所有特权，收回了所有租界和部分租借地。接下来推平了西北分裂势力，又用小白舰队巡游西洋，逼得我大荷兰吐出了万生群岛（纳土纳群岛），还让当地华人自治……

  这一系列事件都是很提振士气的，让憋屈了几十年的国人大大出了口气。可是民心士气是提升了，可随之而来的就是心气也跟着提升了。原时空红朝建立时的中国，被列强瓜分蹂躏的时间更长，尤其是后来的抗日战争，天朝上国的骄傲被彻底粉碎，所以才能比较容易的接受如纪年在内的一系列西方标准。这样的国人对于快速推行工业化当然是有利的，但也有了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从天朝上国的思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崇洋媚外。

  在原时空的后世，即使红朝已经很逆天了，但国内还是有一大批的崇洋媚外的，包括一些红党高官也不例外。被很多人诟病的“洋人在国内享受超国民待遇”的事例，就是这种思想的延续。直到混成世界第二，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才开始消失。

  可本位面的中国还没有那样惨，当然文德嗣也不会允许再重复原时空那苦逼的命运。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人普遍还有着天朝上国的骄傲，这种傲气还没被残酷的遭遇完全打消。所以他们在看到复兴的希望之后，就不想再全盘接受西方的东西了。

  在他们看来，像现代科学技术、政治军事制度方面之类的东西，因为中国没有，而事实也证明只有这些东西才能让国家强盛，所以他们也不会傲慢的拒绝。但纪年、历法这种东西，咱家又不是没有，凭啥要跟着洋鬼子的标准来？

  最让文德嗣感到囧的是，甚至就连北一辉那几个日本党员也来劝阻，他们声称：“泱泱四千年之中华，何需欧美鬼畜之纪年？”好吧，当时日本确实坚持用他们自己的纪年法。

  要说今年上半年最热闹的事情，就是这个历法之争了。在群情汹涌之下，文德嗣也就让步了，他就像全社会征集纪年和历法的方案。要求很简单，既然是共和制，传统君主那种年号当然是不要的。纪年和历法既要简单方便，能够很好的指导工农业生产，也要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要容易与世界沟通。

  这下子可把大伙的兴趣调动起来了，各界人士都纷纷下场参与。尤其是那些个文史大师们，无论家养的还是野生的，全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兴致勃勃的发起了讨论，在各地的报刊上打起笔战。经过三个多月的争吵和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满足了上述要求，又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

  这就是现在试行的纪年历法制度——双纪年双历并行制，简称“两双历法”。

  以太阳历（公历）作为国历，夏历（汉历、农历）跟在后面。因为大伙也尴尬的发现，夏历确实不适合工业生产和现代社会，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它是一种阴阳历，以朔望的周期来定月，用置闰的办法使年平均长度接近太阳回归年。因为同时采用了太阳和月亮两个标准，因此规律相当复杂，19年7闰的设置，仅仅是每次不同的闰月就够让人头疼了。此外附加二十四节气以反映季节的变化特征，一般人根本搞不懂，怪不得古代要有专业人士算历法，就是因为这玩意儿太复杂了。所以就不符合简单方便的条款。

  而太阳历在这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也就每四年一次瑞年，非常简单好记。但是农历也不能不要，这东东虽然复杂了些，但是在农业生产的指导上，又有太阳历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最后的办法就是双历并行。

  但纪年发却发生了变化，和原时空的后世不一样了。本位面的共和国采用是“共和历”为主，西元为辅。这样就保持了中国特色，符合此时人民普通存在的天朝心理，也便于和世界交流。现在中国的日期正式格式是：共和XX年（西元XX年）-公历月日（夏历月日）-时分秒，这样。

  至于为何最终采用了“共和纪年”，原因就是它是最准确的。最开始的时候，用各种纪年法的意见都有，比如用轩辕黄帝诞生、炎黄合流、夏朝建立、周公诞辰、孔子诞辰、秦朝建立、汉朝建立……等等各种年份为标准的纪年法都有。

  不过经过长期争吵之后，首先以“朝代建立”为准的纪年法就出局了，理由很简单，当今共和国又不是恢复那些朝代，凭什么用他们建立的时间为纪年，这肯定是不合适的，政治不正确啊。以古代圣贤诞辰为准的纪年也跟着出局，这些人物要么如孔子那样不具普遍代表性，又不是每个人都是儒家信徒，文德嗣自己就不是，绝大多数科社党高层也不是，这一点就注定无法通过。要么如轩辕黄帝那样，虽然具备普遍代表性，但是却无法确认准确年份。这一点是文德嗣再三强调的，纪年的标准要准确，否则到时候考证出人家不是那年生的，岂不是闹个大笑话？同样的，“炎黄合流”这个事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出局。

  所以最后剩下的就是“共和纪年”了，这个纪年时间记载非常准确，不存在难以确定的问题。其次，“共和”这个名字也很符合主旋律，正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暗合。

  按照中宣部部长章炳麟的话说，就是：“共和国用共和纪年，简直就是绝配啊！”文主席高兴直接拍板了：不用再选了，就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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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刚搬到武昌的国务院来说，纪年历法的事情是解决了，但还有一大堆让他们头疼的事情等着呢。

  此时，国务院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一屋子高官

  “总理，这个开国庆典的时间实在太紧了，很多准备都没完成呢……”民政部长宇文包春在会上说道。

  “是的，时间实在太紧了……”大伙都纷纷点头。

  建设部长魏苏南问道：“为什么文主席要把开国庆典定在十月一日呢？如果拖后两个月，就不会这么紧张了……”

  他这一说，一众本时空土著高层也纷纷点头。他们也觉得很不解，为什么文德嗣非要把时间选在这个时候。大伙现在心气高了，都想把这个开国大典搞得热热闹闹的，越盛大越好。你说钱？哦呸，咱们科社党啥时候缺钱了！？再说，这点儿钱是该花的！

  文化部长章炳麟也说道：“十月一日这个时候很多地方正是秋收繁忙的时候，为何不等到秋收结束，那个时候大伙更高兴，庆典也更热闹啊……”章疯子不但是文化部长，还兼着中宣部部长。

  高级生化人们当然知道文德嗣为什么要选这个时间，但总不能直接说，咱们文主席习惯了这个时间当国庆，所以懒得改。

  外交部长卡富尔干咳几声，说道：“呃，同志们。庆典的日期已经通报给各国使馆，各国已经在做准备，现在改动的话就不太好了……”卡富尔同志因为在修约和威逼荷兰的行动中表现出色，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虽然还有少数人还在遗憾他为什么不是“华人”，不过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职务算是已经坐稳了。

  嗯，这个借口找的好！国务院总理张立铮欣慰的看了他一眼，两人眼神一碰，都露出会意的笑容。

  又等了几分钟，其他的生化人高层也纷纷出面借口。张立铮最后拿出总理架子，义正词严的说道：“同志们，文主席已经说了，武汉只是临时首都，所以这次庆典也不用搞得太隆重，意思到了就行了。再说，现在国家百废待兴，我们更应该把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而不是搞什么庆典。庆典搞得再好，对国家富强有什么好处吗？”

  坐他左边的袁世凯笑了笑，他早就注意到在场高官们的反应，很明显，文德嗣的几个铁杆嫡系都是支持这个时间的。以他的圆滑当然不会对着干。

  于是，他就说道：“各位，我想文主席的意思是，现在我国国力还不算强，仅仅是勉强被各国承认是准列强，国民生活也没有达到他希望的程度，所以还是不是大肆庆祝的时候。文主席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肯定是想国家搞得再好点，再来大庆典不迟。再说，武昌这里地方不大，太大规模的庆典也不好安排……”

  张立铮马上点头道：“袁副总理说得不错，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还不是大肆庆祝的时候。而且武昌这里也确实狭窄了点。等到我们的新都建设好，一定会来一次超大规模的庆典！所以，这次开国典礼就按原定计划……”

  张立铮是第一批高级生化人之一。他最早就是作为文德嗣的助手，协助他管理星科公司的副总经理。只不过当时大家都关注文德嗣，除了在内部，张立铮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在外界的名气还不如那几个活跃的支部负责人，他就是默默的做好一个大管家的角色。

  其后星科集团的发展壮大，跟他的努力和手段也分不开，文德嗣虽然是一把手，但他基本上就是负责制定方针，指出大方面。企业的具体内部运作，各部门的协调，基本上都是张立铮负责。所以，西南自治政府成立后，文德嗣就选定了张立铮担任政务院总理，现在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国务院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