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英雄

  神武三年十一月初四日陶成章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犹如一桶雪水倒入了烧滚了的油锅，舆论当即沸腾的油水四溅。本在为当朝政府歌功颂德的诸人顿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土地改革的官系媒体，另一派则是数量更多、影响更广的民系报纸和少数租界广播电台。

  前者不断引用电影大明劫里的内容，表述如果要想国家长治久安，那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家家有地可耕，人人有粮可食，那国家才不会动乱；而另一派则咬死宪法，申明政府如果不能保护私产，那就是违宪，总理及内阁应当下台。并辩证的认为当今中华最迫切的是列强压迫，如果不能全民团结一致，而内部混乱的话，那国家败亡之日不远。

  全民团结抵御外辱说只是其中之一，更有宪政不可侵犯说，还有强占富户田亩有违伦常说等等。农部、民部、国税局、中华总农会之前所说的百分之三点几的地主在舆论上闹出了轩然大波，而这其中多数人被由梁启超等前清立宪士绅所领导进步党所收拢，党员从当初的数百人半个月之内就暴增到几万人了。

  为了更好的与复兴会争锋相对的竞争，同时以彻底把国民党压下去，进步党最终改名为护宪党，并宣布参加下一届大选。梁启超在党报上号召广大士绅地主：‘旧朝立宪、新朝护宪、终身为宪’，风头一时无两。

  面对有‘魔笔’之称的梁任公，以王小霖为代表的礼部宣传司根本就招架不住，究其原因，其一还是在于识字的多是士绅之流，而士绅之流平时讲理，但谁家没有几亩地？真要是被官府收去。虽然有各种股票、和佃户十年佃租的补偿，可怎么算都是吃了大亏。切实利益下，之前的斯文道德、为国为民的作态一概都消失不见了。只在茶楼酒肆、报纸文章中留下诸多谩骂谴责。

  其二则是学界泰斗张元济被沪上督察院以行贿罪、妨碍司法公正罪正式起诉。沪上是经济文化的中心、舆论的中心，不说商务印书馆创办十余年。有东方杂志、外交报等刊物，对报界影响甚重，就说张元济在学界的影响便因蔡元培、中华教育会波及任何一省的学部衙门。文人虽然相轻，但当政府要取消几千年来‘优待士人’、‘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时，这些人也如地主一般的抱团在一起，对土地改革冷嘲热讽、讥笑连连。

  舆情如此，不过在杨锐看来就是个屁！复兴会根本就不是靠这些士绅治天下的，复兴会的根据在农村。近一亿多佃户在农会的宣传下得知土改的消息后，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献给皇上。不说各处皇殿的香火月越盛，也不说那些欠税农民忽然主动上税，就是外地来大明门前磕头的人可是越来越多，弄得十字街常常人满为患，不得不排队磕头。

  各地农村传来的种种消息再一次印证了电影中所说的‘人心就是粮食、人心就是土地’的真理。一个反贼喊出‘耕者有其田’就能搅得天下大乱，而现在是一个开国以来就光辉鲜亮、连连击溃外敌的皇帝要求‘耕者有其田’，那又会如何？

  造反？百姓都等着分地了，兵从何来？

  刺杀？朱宽肅兄弟不少，儿子也生了；复兴会则有七个首领。到底杀哪个？

  上诉？修宪便是。稽疑院里大部分都是泥腿子，举手便是，廷尉府难道能不认宪法？

  洋人干涉？现在洋人都在泰西打仗。日本又刚被虐过一次，美国人言语上认为政府此举侵犯私产，可这也是嘴上说说而已，犯得着为一干异教徒派兵来中国主持正义吗？

  理智上每一条出路都被堵死了，但终究是有人会脑子一热想不开的。以民部的统计，从月初陶成章提出土改草案并被稽疑院通过的半个月内，全国有六百五十一处民乱，涉案人员为一万三千六百余人。这些人多是被地主所鼓动的宗族势力，他们大多是焚烧乡镇官衙、巡警处、村公所、税务所、乡农会等政府机构。并未形成流寇，且这六百多出民乱。都在没有动员特意调配各县的驻军下，光靠当地的巡警和农会农兵就将不少凶手缉拿归案。

  “这么说来。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下雪时节，杨锐端着一杯热茶坐在暖通通的银安殿内，对着前来汇报的张承樾、陶成章、吴锡芬、徐贯田等人问道。

  “先生，也不能说情况比预想的好吧，现在各地都还没有真正没收地主土地，各省也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方略，现在只是吹风。我想这其实是那些地主想告诉我们最好不要招惹他们的意思，毕竟稽疑院只是原则上通过焕卿兄的提议，但具体方案还没定。”张承樾满脸严肃，他很明白土改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明白自己这件事做完，又该挪一个位置了。

  “以我看，真要有反抗的，杀一儆百最好，要钱还是要命，就让那些地主自己掂量！”半个月内，陶成章的名字迅速窜红，在报纸上被士绅们称为陶贼。不过深入农村、知道佃农疾苦的他对此不以为恶、反以为荣，并以西人普罗米修斯自勉。

  “杀一儆百？能杀一儆百就好了。”杨锐能控制稽疑院、复兴军还有农会，但却无法控制廷尉府。除非地主宗族们手持枪械、负隅顽抗，要不然抓了送到大理寺，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走吧。”他说完看着刚进的李子龙，“会议准备好了吗？”

  “总理，人都到齐了。”李子龙进来就是通知总理人都到齐可以开会的。

  “好吧！”杨锐站起身道，“那就开会吧。”

  会议室在银安殿的侧殿，全国除蒙古、西域、西藏、台湾军区外，其余十四个军区集团军军司令官都到齐了，二十余名将校都精神抖擞的在会议室等着。听得外面的哨兵敬礼，将军们本已经挺直的腰挺的更直。待杨锐进入会议室，所有人都起身庄重敬礼。

  杨锐没有着军装，没有敬礼只是挥手请诸人坐下。他指着一同进来坐在身侧的陶成章、张承樾还有吴锡芬、徐贯田等人道：“这几位我就不介绍了，简报里都有介绍。今日让大家来。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土改。

  国家人太多，地太少，现在地主又占了三分之一的耕地，佃农生活困苦，不土改必内乱。而军队呢，是打赢了日本、打赢了俄国，但就这么一战。财政几乎破产。也就是说，列强人多地少可以去外面抢，我们没办法抢，而且可以抢的地方都被抢光了。我们最多最多就是收复前清的失地，不然，德国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现在的实力无法外扩，那就只能整顿内部，土改是稳定内部最最关键的举措，特别是现在列强无力东顾，实行土改少有干涉。

  以中外历史观之。每一个强大国家的覆灭都离不了内外交困四个字，而要想解决内困，土改时唯一良策。百姓不饿那就不会闹事，百姓有田可耕就会交税、财政才得以正常运行。我国为农业国，农民不乱，那国家就不乱。至于那些在报纸上大骂政府的文人，对我中华来说，他们什么时候重要过？他们交了多少税，供了多少兵？对日战争对俄战争的时候死了死了多少人，买了多少国债？他们还真以为我中华像前朝一样，不靠士绅地主就无法管理全国。真是笑话！

  我知道军中，尤其是旧军中。士绅家庭出身的军官不少，知道农村不少小地主过的也极为不易。很多人家也不是顿顿大米、餐餐吃面，他们也就比佃户多了个体面的屋子，多几套像样的衣衫，日子也过的穷巴巴的，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多几亩地，好过个像样日子。现在政府忽然把地收了，他们最为吃亏。

  政府不是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五十亩以上才是本次土改的目标。超过五十亩，名下有一百亩的补偿指标和那些家有良田万顷的补偿指标完全不一样。政府鼓励勤俭持家，但单靠种田，勤俭持家筹到两千两，买到一百亩耕地的，还是极少极少。所以，政府的全额补偿也在一百亩以内，超过此数的补偿将越来越少。当然，那些新开荒的地不在其中。

  好了，大概的意思就说到这里。最后在总参宣读命令之前，有一句话要你们转告给那些不赞成土改的军官：如果自己家里有地，无法赞同政府政策的，那么在传达命令前可以申请退役；如果不赞成又不想退役，那可以请病假回避；如果不赞成又不想退役，也不愿回避，却想着阻扰此事、破坏此事的，那被士兵背后打了黑枪就请认命吧。

  咱们的士兵九成九是农民，很多都还是佃户。不比军官，他们当兵几年终究要回家种地的，若是有人拦着政府土改、拦着军队平叛，那就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路。各连虽然有教导员，但一个人哪能管的住所有人，真要出了什么意外，那就只能怪自己倒霉了。”

  杨锐把最后的忠告说完，目光在诸多将领扫过，然后让在一边的总参谋长贝寿同宣读命令。他目光虽没有刻意的在谁脸上停留，但是第11集团军司令段祺瑞中将脸上却猛然觉得一片燥热，背上全是冷汗。

  复兴军的军官选聘极为严格，部队作风极佳，而且底层士官、军官，甚至是中级军官大多是农民、小户人家出身；而北洋数镇，托袁宫保大人的富，大多士绅出身的军官都被留任，这些人因为家中有地，或是亲戚有地，是以强烈反对土改。不过这些人都经历过对日实战，知道就是第11集团军全部举事，那也非败不可，为了几亩地把命豁出去，谁都不敢。

  但举事不敢不是说捣乱也不敢，以今日的会议看，总参的布置明显是要军队防止、实行平叛的，真要是地方上地主造反，说不定这些人就会对上面的命令阳奉阴违。总理此举是很明确的警告这些人，别忘了士兵都是农民，也别忘了复兴会对军队的控制是到兵，只要是有人敢这么做。那些底层教导员和士官一鼓动士兵，这些人分分钟变成光杆司令。

  段祺瑞从杨锐的话里引申出其他很多意思，是以贝寿同念的命令。他一点也没心思听，好在参谋长小扇子徐树铮在旁边记着。让回过神来的他松了一口气。

  会议很简短，主要是要求分布于各州府各县的驻军和所在县的县政府、巡警、税警、农兵紧密配合，扫平一切叛乱，若是当地治安良好，那屯驻一年后便可逐步撤兵到府，再一年治安良好那就撤兵到省，三年过后本省无事，那就调回原地。

  散会之后回诸地的段祺瑞神色沉沉。而徐树铮则是嬉皮笑脸，他笑道：“啧啧，总理也太高看那些地主了，连空军都出动了，真是……”

  徐树铮家在萧县，发迹之后与老家亲戚多有来往，前几月安徽蝗灾，总理派空军前去灭蝗。萧县本是黄泛区，每次蝗灾都从此而起，自然也在空军灭蝗的范围内。那一日。四只铁鸟降落在县中学的操场上，把全县的人都给惊着了，不说城关的。就是几十里外的老少爷们也都进城看能灭蝗的铁鸟。

  如此奇异之事，那边的亲戚自然会写信告知徐树铮。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家里的亲戚看铁鸟灭蝗，徐树铮则想到用飞机侦察以平叛。在平原地区，只要是上了天那是一望无际，什么兵也藏不了。以叛军论，一旦官军被这样跟着了，那怎么也得败。现在土改为了预防造反。当地的巡警、税警还有农兵对付也就够了，正规军再抽调一个连下县。那是万无一失，再来飞机。可是双保险了。

  徐树铮想得是双保险，可一些新占的地方，比如台湾因为群众基础太差，一旦土改势必会弄出动乱，是以台湾目前的工作还是熟悉情况、建立农会，以为来年土改做好基础。

  在台湾省府衙门，当巡抚杨沧白和陆战队中将陆梦熊念完总理府和总参的电报后，在场的诸人很多失望的‘哦’了一声，有些人则以为台湾不要土改从而大大松了口气。

  似乎未感觉到诸人的反应不同的杨沧白用带着重庆口音的官话说道：“本省新定，安民养生才是正道，其他省土改就让她们土改吧，我们要做的是在今年年底前，彻底掌控地方，不是到县，而是要到乡、到镇、到村。官员不能老是浮在表面上，只走马观花的看一看，喝喝茶，看看戏是不行的；官员是要到农户家里，看看他们过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我会的群众路线，诸君可不要忘记了，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

  杨沧白办报出身，开会不用讲稿，但每次都是长篇大论，让人沉溺其中，欲罢不能。其他人也就算了，偏偏陆梦熊这人懒散惯了，他只忍到中午散会就带着人撤了。

  下午在陆战队司令部，陆梦熊再次召集两个师的团级主官开会，会议的内容和上午的会议并无联系，除了嘱咐李二虎的2师加强训练外，其他的事情就是安排1师的官兵回家探亲。奇兵袭台湾，全国震动，总参对陆战1师的官兵是优待的，加上现在战事已了，2师也组建完毕，所以总参允许1师的部门官兵回家探亲。

  听着参谋长念到自己的名字，朱建德忽然有些恍惚。以功论，他是不如2旅的陆挽，不想回家的名额却是自己的。他转头看了陆挽一眼，却见他脸上有些微微失望，不过很快他就抓住事情的原委——陆挽家是地主出身，虽然他自己投身革命近十年，可真要是回到家里，被父亲母亲那么一闹，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情。

  参谋长念完团级以上回*官的名单，就把团以下的名单分发各团团长，这些将有团部公布下去。他这边念完，在政委交待国内土改的政治形势后，会议就是散了。看到陆挽走的慢，朱建德上去递了一支烟后，两个旅长开始闲聊了。

  “玉阶兄，家里怎么样了，嫂夫人可好？”陆挽深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

  朱建德是光绪十二年生人，而陆挽是光绪十四年生人，两人相差两岁，所以陆挽称其为兄。朱建德佃农出身，陆挽地主出身，且两人一个根红苗正，天资出众，一个杂牌嫡系，其貌不扬，照理难以深交。不过陆战1师常常是两旅间对抗演习，1旅虽然常常吃亏，但从不犯第二次同样错误，且很多时候还能反戈一击，所以两个旅长打来打去就打出了一种敬重。

  朱建德不觉得陆挽是复兴军祥瑞，他之所以得了这么个说法，其实还是在于与他配合太难。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但战争越来越现代，编制越来越复杂，为了能使用那些先进武器，部队的各种条例越来越多，作战的计划越来越细，陆挽这种随意型的将领，很难在规制越来越细致的战争中发挥自己的天赋。

  朱建德理解陆挽，而陆挽也理解朱建德，这个像农民甚于军人的四川蛮子，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生命底气和人格魅力，士兵们从心里爱戴这位常和大家拉家常的旅长，且他打战也极有韧劲，无比刁蛮，带的兵即便是演习也像拼命一般，真是人见人怕、鬼见鬼愁。

  陆挽说完的时候打量着脸上有些喜色的朱建德，只听他道：“家里都好，就是祖母、母亲的身体不是太好。”

  “你是要回家去看看了。”陆挽感慨道。和他的军饷都花掉不同，朱建德从来不乱花一分钱，每个月发了军饷，钱都是寄回家里。一个靠着儿子全部军饷过日的家庭，怕生计好不到那里去。

  “你呢？这次不回去，什么时候能回去？”朱建德不由说到了陆挽的痛处。“家里怎么样了，没什么是事情吧？”

  “能有什么事情？”陆挽的家庭情况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我已经写信回去让家里配合政府收地了，不说还是有补偿，就是没补偿还不是要收。这就像战场上打战一般，全军被围、危在旦夕的时候，总是要最精锐的部队断后牺牲，这样才能救出更多人。这个国家啊……”

  陆挽摇着头感叹，在朱建德眼中他眼中有一种发至内心的爱恋，“虽然打赢了日本，逼退了俄国，可如果现在再打一次，不说俄国，怕是日本也难打吧？要知道潜艇、飞机都在欧战露过脸了，日本人有提防的情况下，战不可能打成那样的。我们还是不强啊！”

  在朱建德眼中很强的复兴军落在陆挽的眼中只是不强，他摇头笑道：“不说家啊国啊的了，我这次回去打算从沪上坐火车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到太原，再一直到西安；这不是就要路过济南吗，你有什么要带回去的尽管拿来，反正我是顺路。”

  朱建德家在四川仪陇，不想他不走长江却北上走石家庄、太原、西安一线，陆挽吃惊道：“玉阶兄，你这是漫游北中国吗？”

  “那不是。”朱建德道：“如果到沪上再坐船到重庆，那可是要大半个月；走铁路，虽然绕一些，可是快啊，到了沪上我想五天时间就能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仪陇。四百公里虽比重庆到仪陇多了两百多公里，可这两百多公里七八天也就到了，何苦在江轮上漂大半个月呢。”

  朱建德只算时间，还有一个原因却是不好说的，那就是欧战开打后，船票价涨了好几倍，特别是宜昌到重庆这一段，因为入川的船必须特制，票价已翻了十几倍，火车虽然路远，但快，还省钱。

  并不知道朱建德还有一本经济账的陆挽见他如此路线回家，当下笑道：“好！那就请玉阶兄把我的书信带回家吧，再劝慰我那父亲千万别想不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