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称雄

  “辽东三镇兵马，只出动了三万，不足一半。围住叛将孔有德等在盖州，可大半个月却只是挖壕放炮，一次夺城冲锋都没有。朱慈烨这是在干嘛，有这样打仗的吗？辽东巡抚范志完奏报，辽东兵马炮火屡次轰开城墙，可刘钧却一次次坐失良机，根本就不肯发兵抢夺缺口。”

  “我看朱继业根本就是不想硬战，他这是想保存实力，是养贼自重。朱继业军中拥有大量火器，先前一直瞒着不肯拔出部份给朝廷，拥有如此攻城利器，却只是围而不攻，这不是养贼自重是什么？”

  “拥兵自重，养贼自重，朱继业根本没把朝廷放在眼里，跋扈！科道那边怎么说，各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们，难道就坐视不理，六部九卿内阁诸人，又岂能默然不言？”

  内阁首辅周延儒坐在书案后，听着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的慷慨激昂陈词，他知道，其实现在朝中上下许多人都对朱继业这个如流星般划过天空的耀眼红人很不满，或者说是妒忌。大明近三百年来，还从没有人如他一样，这般短短时间就从一介平头百姓，转而成为国公上柱国，甚至还节制数镇兵权。

  尤其是对于那些寒窗苦读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才得以科举中举出仕的文臣们来说，他们天生就瞧不起武官，一个两榜进士出身的七品知县，都能不把四五品的武将放在眼中，如果当上巡按、或者监军御史，那么连一二品衔的总兵副将都能呼来喝去。

  可刘钧只用短短时间，就超过了他们一辈子奋斗都不可能爬到的位置，一个武将，甚至可以毫不将他们这些文臣放在眼中。谁能服气甘愿。

  更别说，这个武将，还已经深深触及到了他们切实的利益。

  就比如面前的吴昌时。浙江的进士，复社的骨干人物。原本刘钧也是复社中人，甚至当初决定破例招刘钧入复社时，虽是由复社四公子倡议，但他也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个时候，刘钧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武官而已，吴昌时也只是觉得刘钧可以利用，更看中的不是刘钧的本事，而是他与麻城梅之焕、李长庚和刘侨的关系。

  可现在吴昌时却在痛斥刘钧。说他拥兵自重，养贼自重，何也？因为刘钧惹到他了，先前吴昌时和周延儒打算拉拢刘钧这支朝中的新兴力量，联合起来对付吴甡的江北党。吴昌时当时觉得这是小事一件，有他出面刘钧必然支持。

  可事实上，他出马后处处碰壁。

  刘继业根本不想理会他，他屡次试图与刘钧联络，可都没有得到回应。他转而想通过李春江和四公子这些社中关系与刘钧较近的人出面，可无论是李春江还是侯方域等四公子。都对他不冷不热，明显就跟他疏远着。

  他亲自去见了复社的领袖张溥，可谈了半天。却从其话语中听明白，李春江和陈贞慧等人早就与张溥谈过了，正是李春江等劝说张溥不要插手到周延儒和吴甡的争斗中去。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吴昌时也不会如现在这般愤怒。就在前些天，他刚见到老家人吴伯。吴伯赶来京中告诉他，闽浙总督李树初把他大哥关进大牢了，原因是官府指控他们吴家在灾年趁机放高里贷，倾夺百姓田地，以及囤积倒卖粮食。还有出海走私，逃漏商税关税等等诸多罪行。

  总督李树初将他大哥关入狱中。还将他们放贷的钱没收，又没收了他们走私的商货。囤积的粮食，连趁灾荒低价买入的粮田也被没收了，甚至家里还被罚了一大笔钱。被这样一折腾，本是当地大族的吴家是元气大伤，多年积蓄没了不说，大哥还被下了狱，老爷子老夫人气的都病倒了，尤其是吴家的名声在当地全毁了。

  吴昌时听到这消息，气愤难平。

  原来刘钧搞什么海关收什么关税，他也上过折子不痛不痒的反对过几声，但也没怎么出头，毕竟皇帝大力支持，当时内首首辅次辅又都是刘钧的老师。

  可是现在，事情摊自己家头上了，这事绝对不能忍。

  周延儒也知道吴昌时家中发生的事情，他当然知道，当初刘继业提议，梅之焕李长庚大力支持推行的这些设立市舶司建立税务局海关，征收商税等，究竟是在与谁争利。

  这些东西这些税司，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真正影响的是那些商人，而在大明朝，其实商人又多是士绅。大明现在有六十多万秀才，数万举人，进士都有上千，更别提还有大量的监生。但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做官，绝大多数的人，都转而去做生意了。

  换句话说，大明朝从乡间到城市，那些坐店的行商的甚至佃田收租开矿的跑海上商贸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读书人。大明的读书人太多了，有着功名的也大把，他们一面占据了官场仕途，控制着朝廷和地方，一面又全面渗透到了商农工。

  凭着他们对朝廷和地方的把持，这个庞大的群体异常的稳固。在朝的官员们也就是他们的代言人，牢牢的维护着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田地有诸多特权，免许多赋税，他们经商，更是基本上没有商税，仅有的一点关口，可只要打着官府官员的旗号，也一样可以畅行无阻。

  朝廷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少，可大明的这些士绅却过着豪奢的生活。

  周延儒两度为首辅，当然很清楚这里头的事情。每次朝廷想要征点商税，都被官员们猛烈反对，说是与民争利，其实他们只是不想官府侵犯他们固有的特权利益罢了。

  周延儒自己也属于这个利益群体，但若站在朝廷的一面来看，建立海关，征收商税，这些确是极正确的策略，只是一味的自普通百姓身上收税，又能收上来多少？因为有那些士绅特权，加之他们在地方上的关系，往往那些税赋最后全都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

  就如当年加征三饷，杨嗣昌奏报朝廷，说是按田亩加征，并不按丁口征收。折算下来，三饷一年加征近两千万两银，可按天下田亩摊算，辽饷每亩征银一分二厘，再加上后来的剿饷、练饷，加起来，平均每亩地也只是征收一分多银钱。

  当时计算每石粮折银八钱，一分多银的加征，一亩地也只相当于多征几斤粮食而已。

  不过帐表面上算起来是这样，但实际操作时，地方上并不是按亩征收的，天下田地多被少数士绅地主占据，可摊派加征的时候，他们却反而把该交的这些加征，绝大多数给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或者是转嫁给自己的佃农，甚至有些地主和许多地方胥吏还趁机要贪污一把，以火耗之名等多征多收。

  结果就是本来一亩只多收几斤粮，对普通百姓应当影响不大的三饷，最终却让百姓苦不堪言，倾家荡产，可那些拥有大量田产的地主们，却并没有承担多少加派，甚至有的反而还借机压榨百姓又捞了一把，甚至趁机又倾占了大量的田地。

  这就是大明的现状，当年万历要收矿税，都闹的天下震动，为何，就是那些士绅官员们不肯舍弃到嘴的利益。加之皇帝无人可用，任用宦官，而宦官在征税的时候也是无法无天，贪污*，在那些士绅官员的煽动下，最终闹的乌烟障气。

  朝廷如今收入越少，本就不多的那点收入，还总有欠缴，长此下去，必然国将不国。可大明的官员们一面喊着忠君爱国，实际上却是一点也舍不得吐出那些特权和利益的。就好比早几年，朝廷内寇外虏，军队无饷可发，皇帝想向官员勋贵们借点银子救急，可一个个谁也不愿意拿出钱来。

  “南京兵部尚书侯恂、南京户部尚书方孔炤，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李树初、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张国维，两湖总督兼湖北巡抚袁继咸，还有湖南巡抚朱大典、江北巡抚史可法、江南巡抚陈继瑜、福建巡抚吴之屏、台湾巡抚何腾蛟、广西巡抚张镜心，这些人都是支持新税法的地方大员。”

  周延儒缓缓说道，这些人都是当初梅李二人在时所任用的，有消息说，这些督抚其实是刘继业在幕后向梅李二人大力举荐出任的。正因如此，如今这些南方的封疆大吏们，也都被划为了楚党。

  无论江南党还是江北党，他们连自己的大本营，都被楚党控制着，说来也是奇特的事情。吴甡和周延儒都想拉拢这些督抚，可很明显，这些人虽然也基本上是东林出身，但现在却跟刘继业走的更进，被划为了楚党。

  从某方面来说，其实此时所谓的党，并没有严格的界线，也许只是因为某人的老师或者同学、同乡、同年是某党，然后他们也往往就划做同党。现在朝中私下划分的江北党、江南党、楚党，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原来的东林，也有部份的复社，甚至也有一些过去的阉党在内。

  但这三党也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党派，只是官员对于以吴甡、周延儒、刘继业三人为首的三个泛同盟官员群体的私下称呼而已。(未完待续。)

  ps：谢谢十百年、南营玉、回家了的感觉。这几天太冷，又感冒了，真是哔了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