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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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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犯罪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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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Ⅸ Crime And Its Prevention

  罪犯也追求着同样的优越感,然而,由于他们对他人和社会缺乏关心,选择了错误的方向,他们追求的是属于他私人的优越感,结果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全部失败。

  所有的罪犯在处理职业、社交和爱情三大问题时,都发生了错误。

  要改造罪犯,仅仅依靠严厉的体罚是无用的,有时反而会使他们在被释放后,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

  在生活面前,没有人是注定要被击败的。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之所在,并鼓励他们对他人发生兴趣,学会与他人合作,同时采取其他相关社会措施,这样,才能使他们真正地由自卑走向超越,社会犯罪的数量也会大大减少。

  理解犯罪心理

  通过对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了人们具有不同的类型,但我们还要明白的是,虽然人们之间有差异,但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差异不是十分显著。举例来说,那些罪犯的行为其实与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精神错乱者、酗酒者、自杀者,以及性趋向错乱者基本属于同一类型。

  实际上,这些人均是在社会合作的问题上遭遇了失败,进而对他人、对社会变得冷淡,甚至怀有一种试图危害他人正常生活的敌意。其实,每个人都会遭遇在合作问题上的困惑,罪犯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在合作受挫上的严重程度。

  1.对优越感的追求。

  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罪犯的犯罪动机,那么我们就需要很清楚地了解一点——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罪犯和普通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都希望克服困难,努力达到一个目标,并实现这个目标,进而让自己更加完美和优越。

  每个人天生都有种不安全感,有些是基于对身体的忧虑,有些是基于对疾病的畏惧,还有是对于金钱的纠结,等等。正因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安全感,从而更好地保全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一定要奋斗,让自己从自卑到达优越,让自己从下层努力到达上层。

  其实,这种情感和认识早在我们童年时就已开始,并延续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每一个生命都是要存活于这个小小的星球,竭尽全力跨越各种障碍。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罪犯的行为实则也在贯穿这样的主线,只是他们实现的途径违背了社会的法律与道德要求。当我们了解这一点时,就不会再对罪犯的行径感到惊讶。

  从罪犯的所有行为来看,他们表现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希望自己克服眼前的困难,让自己变得优越起来,比如说,从贫穷变得富有。然而,罪犯之所以会遭受人们的谴责以及社会的惩治,是因为他们在追求这种优越时,几乎没有考虑他人与社会的感受。而这也正是罪犯与普通人在追求优越时的重要不同。

  2.环境、遗传与变化。

  我还要纠正的一点是,有些人认为罪犯似乎天生就不同于常人,甚至一些科学家也宣称“所有罪犯都智力迟钝”。此外,有些人强调遗传因素,认为罪犯生来就本质邪恶。还有些人强调说罪犯有很强的惯性,认为他们“一旦犯罪,就终生都在犯罪”。

  对于上面的这一系列说法,我想,可以通过很多有力的证据予以反驳。同样,上述的这些观点会严重影响我们对犯罪心理的了解,也将无助于我们解决人类的犯罪问题。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犯罪总是灾难性的,不仅危害自身,还会危害他人,以及社会。

  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罪犯的灵魂,从而获得解救他们的方法。实际上,我们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环境,还是遗传,都不会强迫人们一定要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同一个家里的孩子,他们长大后,彼此会有很大的不同,显然环境和遗传因素并未使他们趋同。我们还发现一些罪犯出身于文明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很有涵养,以致我们怀疑从这样的家庭里可以走出罪犯。

  同样,在一些父母中是罪犯的家庭里,却走出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孩子。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犯罪不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情。有些罪犯在出狱后,经过个人努力,同样有所成就。对此,一些犯罪心理学家都很不解:一个本来无恶不作的强盗,结果在30岁的时候,突然痛改前非,成了一个好公民。

  可见,如果犯罪是天生缺陷,或者童年的环境使然,抑或犯罪会持续一生,上面的事实就无法解释。假如运用个体心理学的观点,这些事实就变得可以解释。比如说,或许这个人以后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他的欲望得到了节制,还可能是他受到了认可、合作精神增强,抑或是他的犯罪目标达成,无须继续犯罪,也可能是他的身体衰老,不适于犯罪,等等。

  由此可见,罪犯的形成与变化,既有一种共性,比如都是为了追求一种优越感,还有各自的不同特征。对此,显然只有通过个体心理学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分析,才可以得出每个罪犯的真实情况。

  3.早期影响与罪犯的生活方式。

  接下来,我想,如何改造罪犯,使他们适应这个社会,做个良好的公民,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由于早期记忆对人们以后的生活风格会有重要影响,所以,了解罪犯的童年生活,发现他们童年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妨碍了他们合作精神的发展,显然就很重要。

  对于这个问题,个体心理学可以说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希望。通常来说,孩子在五六岁时,他们的个性已经逐渐形成,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自己的解释方式。这个时候,环境和遗传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是环境和遗传本身,而是孩子们对这些环境和遗传因素的解释,以及根据这些解释,如何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

  比如说,生活在贫困而父母又经常吵架的环境,有些孩子可能会意志消沉,认为自己的人生可能也要陷于这种状况,并认为社会上的很多人都难以信任,甚至对他们怀有敌意;也可能还有些孩子认为,自己以后一定要努力奋斗,争取摆脱这样的环境,也尽量避免别人再遭遇这样的环境。可见,面临几乎一样的环境,孩子们做出的解释、采取的行动不同,那么这些孩子的未来也会不一样。

  我们通常会发现,几乎所有罪犯都在尽力掩饰自己缺乏合作精神的一面,而且希望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行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在这点上,我认为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因为在抚养孩子的时候,母亲必须认识到怎样扩展孩子的兴趣,特别是将这种兴趣扩展到他人和社会身上。不仅如此,母亲还应该让孩子感觉到她对社会的浓厚兴趣,并因此影响孩子也对全人类感兴趣。母亲还要对孩子的未来感兴趣。只有这样,母亲才能对孩子产生有益的影响,帮助孩子树立健康的个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母亲都能做到这一点,甚至有些母亲不希望孩子对别人产生兴趣。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夫妻感情不和,彼此猜忌,甚至要闹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可能希望孩子只属于自己,因此便设法让孩子对别人不产生兴趣。同时,母亲还可能想办法宠他、惯他,不给他任何独立的机会。可见,如果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合作精神必然受到很大影响。

  在培养孩子的合作兴趣中,能否对别的小孩产生兴趣,也会对小孩影响深远。比如说,一个小孩受到母亲的宠爱,别的小孩可能难以接受这个颐指气使的家伙,并不让他进入自己的社会圈子。假如这种处境受到被拒绝孩子的曲解和仇恨,那么这几乎可以成为一个人犯罪的起点。

  假如家里某个小孩能力出众,并因此受到别的孩子的忌妒和抵触,那么这个能力出众的小孩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儿童。还有种情况是,次子很优秀,颇受父母的赏识,这时,长子会觉得自己的爱可能被剥夺了。如果这样的话,长子就会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并竭力找证据,认为自己没错。为此,长子的行为越来越恶劣,大家对他的斥责越来越严厉,这又进一步让长子认为众人都在反对他,并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剥夺。于是,他开始偷东西,然而在被发现、受到惩罚后,他可能会觉得众人更加敌视自己,他也便更加沉沦。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他就很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另外,假如父母常在孩子面前抱怨世道艰难、生活辛酸,这也会使孩子对社会的兴趣形成障碍。假如父母常在孩子面前搬弄是非,说亲戚的坏话,诋毁别人,对他人表示恶感和偏见,这样的话,也会对孩子形成灾难性的后果。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孩子长大后,为什么会对别人的形象进行扭曲地理解了。事实上,假如父母真的这样做了,我们也不会奇怪,这些孩子最终还会以相似的方式反抗自己的父母。这是因为,一旦孩子的社会感受阻,那么孩子就会演变为以自我为中心。

  在这个时候,孩子会觉得:“人心叵测,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事实上,孩子在生活中形成了这样的心境,会对成长造成很大不便。他会觉得,去奋斗的话,阻力重重;而去伤害别人,显然要容易得多。因为在他们看来,生活不过是一场战争,那么在战争里,任何伤害的行为都将不足为怪。

  我还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进一步探讨罪犯的形成过程。在一个家庭里,次子是个问题儿童。然而在我们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缺陷,而且很健康,也没有什么遗传缺陷。长子在家里很受宠,次子一心希望赶上哥哥,他的生活好像是在赛跑,他要拼命超越前面的对手。在生活里,他对母亲非常依赖,希望从母亲身上获得一切;可是在与哥哥的赛跑中,他又屡屡落败。同时在学校里,哥哥的成绩也非常好,而次子总是成绩很不理想。

  于是,次子的焦虑感日甚一日。为了追求这种平衡,他总是试图控制别人。在小的时候,他总是对家里的女仆颐指气使,让这个女仆在屋里像士兵一样接受训练。次子20岁的时候,还经常扮演将军玩,让女仆接受他的命令。虽然这样,他的焦虑并未因此减轻,在参加工作后,一旦遇到困难,就被吓倒,几乎没有做成什么事。而且只要生活上遇到困难,他就会从母亲那儿拿到钱,尽管他会为此受到谴责。

  后来,他突然结婚了,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事实上,他要比哥哥结婚早。在他看来,自己在婚姻上得以超越哥哥,是自己一个难得的“胜利”。可实际上,他对结婚并未做好准备,所以在婚后总是与妻子吵架。当母亲表示不能再资助他时,他便设法到一家商店订了一批钢琴,然后在未付款的情况下就把这些钢琴卖了,企图空手套白狼。

  于是,他被商店控诉,并因此锒铛入狱。

  从这个次子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童年时,就有了些犯罪的根源。在他成长过程中,哥哥如同一棵参天大树,遮住了他的光芒。与善良的哥哥相比,这个弟弟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和冷落。

  我还要讲的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的事情。这个女孩从小便被父母宠爱,并野心勃勃。这个女孩在家里还有个妹妹,她时刻警惕妹妹夺走属于自己的宠爱,担心妹妹夺走属于自己的糖果和零花钱。为此,她在家里,在学校里,都与妹妹展开了竞争。

  有一天,她从同学的口袋里偷了钱,在被发现后,受到了惩罚,并被作为问题儿童领到我的面前。于是,我对这个女孩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告诉给了女孩的父母,从而使得她的父母避免了孩子间的这种竞争。实际上,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这位女士已经养成了非常诚实的品格,还结了婚,有了孩子。事实上,从20年前的那一件事情后,她再也没有犯过大错。

  4.罪犯的个性构成。

  在影响孩子发展方面,我们在第一章时就已经叙述了一些影响因素。在此,我需要重申的是,那些在合作精神方面有特殊困难的儿童,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生理缺陷儿童;第二类,被溺爱的儿童;第三类,被忽视的儿童。

  实际上,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接触过很多犯罪事件,也从书上看到过很多犯罪记录,而且希望从中找到罪犯的个体结构。我认为,采用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能了解其中关键之所在。所以,我再举几个例子,来更好地佐证。

  例一,康拉德的案子。他曾经与另一个人合伙谋杀了自己的父亲。那么,康拉德为什么会这样做?原来,他从小便一直被父亲忽视,他的父亲对他很粗暴,甚至对全家人都很残酷。有一次,实在忍受不了父亲的粗暴,少年时的康拉德便还手打了自己的父亲。结果,这个父亲竟把自己的儿子告上法庭。后来,法官说:“你的父亲太凶恶,吵闹得太嚣张了,我实在没有办法。”

  实际上,这个法官的话为康拉德后来的行凶提供了一个借口,那就是父亲过于嚣张,不仅家里人拿他没有办法,就连法律也对他无可奈何。后来,父亲的行为变本加厉,又往家里带来一个女人,还与这个女人姘居,并把儿子赶出家门。

  在外流浪期间,康拉德认识了一个短工,这个人嗜爱血性手段。他直接建议康拉德杀死自己的父亲。由于考虑到母亲的感受,康拉德犹豫了很久,可结果更糟,父亲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对待他和母亲更加凶残。于是,康拉德最终下定了决心,在短工的帮助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个成为杀人犯的儿子由于自己在家里不良的处境,在他的意识里,甚至难以将社会兴趣扩展到自己的父亲身上。同时,康拉德还是很依恋自己母亲的,所以,他犹豫了很长时间。在遇到嗜杀的短工,并得到他的支持后,他终于确定并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以暴力手段杀死自己的父亲,同时也让自己走向了不归的犯罪道路。

  例二,玛格丽特·史万基格。她还被称为“有名的下毒女郎”,自幼是个被遗弃的婴儿,后来身材瘦小,而且呈现畸形。从个体心理学上来看,这种生理缺陷容易使她变得热衷于虚荣,很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会有种讨好他人般的礼貌。

  尽管这样,她发现自己虽然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却总是遭遇失败。对此,她绝望至极。她后来曾对三个女人下毒,意在得到她们的丈夫;她还在男人面前装出怀孕的样子,并试图自杀,希望通过这些行为来控制男人。在她后来的自传里(实际上,很多罪犯都有乐于写自传的心理),她在无意中证实了个体心理学的观点,尽管她对这句话的潜在含义并未了解。比如,她说:“我在做坏事时,会想,别人并没有为我难过过,我为什么要为别人难过与担心?”

  从她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犯罪之心一次次被激起的原因。但我建议她要与别人合作,对别人产生兴趣时,她常会幽怨地说:“可是别人对我没有什么兴趣!”

  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便只得常这样回答:“凡事总得有人开头。假如别人不同你合作,那是别人的事情,而不是你的问题。我建议你不妨自己先开个头,也不要从内心里担忧别人不同你合作。”

  例三,N.L.。他是家里的长子,在教养方面很糟糕,而且有只脚跛。他在弟弟面前常扮演父亲的角色,这种关系可能被他视为一个优越目标。应该说,这种优越感刚开始是有益的,但若长时间发展下去,甚至变得有些畸形,就很令人担忧了。

  实际上,他后来把自己的母亲赶出家门去做乞丐,并咒骂自己的母亲:“滚出去,你这个老巫婆!”

  对于这个男孩的举动,我认为很可怜。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母亲根本不感兴趣,假如我们从小就认识他的话,就不难看出这个男孩是如何走向犯罪生涯的。后来长大了,他长时间没有工作;生活作风混乱,染上了性病,又无钱医治。

  有一天,他在求职失败后,内心异常焦虑,便在回家的路上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从而减少一个花自己微薄收入的人。从他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愿意合作,包括没有工作,没有钱,又染上了性病。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个承受的极限,一旦达到这个极限,就会变得无法超越,甚至做出疯狂的举动,诸如犯罪。

  例四,有个孩子从小便是孤儿,后来被收养。他的养母对他的溺爱难以置信,于是,他成了被宠坏的孩子,而且后来的发展异常恶劣。他自小便有商业头脑,喜欢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不管干什么,都希望领先别人。他的养母很欣赏他的这种野心,还鼓励他去积极实现。

  可在实现过程中,这个男孩发现实际状况并不像自己想得那么简单。在碰壁几次后,为了依旧保住自己雄心勃勃的光环,他成了一个大骗子,不择手段地诈骗钱财。他的养父母本是一个小贵族的后代,于是,他就装出贵族的派头,并大肆挥霍养父母的钱财,到最后,还把年迈的养父母赶出了家门。

  正是因为不良的教育和宠爱惯坏了他,使他无法接受正常的劳动。在他的意识里,把说谎和胜过别人视为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家里,养母把他看得非常重要,这使他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一切,包括挥霍养父母的一切钱财,并把养父母从家里赶出去。

  同时,他从小被给予的娇惯使他无法胜任正当的劳动,便以诈骗等手段作为谋生方式。种种对生活的错误解释,最终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5.犯罪、疯子和怯懦。

  在这里,我要纠正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看法,那就是“罪犯都是疯子”。我并不否认,有些罪犯的确患有精神病,但这种由于精神糟糕而犯罪,与普通意义上的犯罪,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实际上,犯罪源于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甚至以错误的方式对待他们,最终使得他们以更加错误的方式对待别人以及社会。

  另外,我们还要排除“罪犯都智力低下”的观点。的确,有不少罪犯不过是一些人精心策划出的犯罪的工具而已,这些人通常头脑简单,易于被别人利用。那些策划犯罪的人常会为这些人勾画出一幅诱人的图画,以激起他们的贪心和野心,策划者却躲在幕后,然后让这些牺牲品去犯罪,并承担受罚的风险。

  我们平时看到一些年轻人受到年老而经验丰富的罪犯的蛊惑,走上犯罪道路,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里,一般情况下,孩子们最容易受到诱惑而犯罪。

  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罪犯实际上都是懦夫。他们之所以去犯罪,是因为他们在逃避问题,他们总认为自己不够优秀,唯有做出反常的行为,仿佛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其实,我们从这些罪犯的生活与犯罪方式就可以看出这个特点。比如说,他们喜欢躲在黑暗或没人的地方恐吓受害者,而且要在受害者自卫前就得亮出武器,才能树立起自己侵犯他人的信心。假若光线变亮,或者受害者奋起反击,这些罪犯要么逃之夭夭,要么鱼死网破。即使偶尔得手,他们也会蜷缩在没人的、黑暗的角落,内心不由得抽搐而发抖,甚至做些噩梦。

  一般情况下,走上犯罪道路,罪犯总认为是自己勇敢的表现。其实,我们一定不能也这样想。罪犯只是虚构起一种个人优越感,在这种幻觉里,他们觉得自己是英雄,包括可以拿起武器威胁别人的生命。实际上,这只是他们一种错误的生活观,甚至说是缺乏常识。假如罪犯知道我们这样看待他们,知道他们内心里实则是个懦夫,只有依靠体力上的原始优势,或者在手里拿把刀或拿把枪才可以给自己的劣行壮胆,他们想必会大吃一惊。

  假如这些罪犯有时侥幸躲过了警察的缉捕,甚至会极大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并认为:“我这么聪明,他们永远也捉不到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假如一个罪犯犯了一次罪而没有被发现,将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为这会进一步激发他们在犯罪生涯走得更远的兴趣。当然,也有些罪犯在犯罪中会被发现,假如他们对生活解释的方式仍未改变,他们会想:“这次不够谨慎,被发现了,我下次一定会做得更好!”

  如果这个罪犯在后来的犯罪中真的漏网,可能会让他觉得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甚至还会受到同伙的尊重和欣赏。可见,怎样才能真正改变罪犯的这种心理,对于消除犯罪现象会很重要。

  实际上,这种努力,我们可以在家庭、在学校、在拘留所里进行。至于如何开展,我会在后面详细地谈到,包括最佳的切入点。

  一些犯罪类型

  通常情况下,罪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相信世界上有友谊,但从未体验过,他们觉得别人对自己抱有恶意,而且自己不被欣赏,还受到别人的排挤;另一类人是被宠坏的儿童,我们从不少囚徒的口录中听到这样的话:“我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我的妈妈太溺爱我了。”

  无论属于哪种类型,我们可以总结出:罪犯总是因为没有受到好的教养,没有学会达到适当的合作程度。正是由于合作精神的缺乏,才最终导致了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

  应该说,没有哪个父母希望孩子成为罪犯。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希望将孩子培养为社会的好公民。但令父母苦恼的是,不知道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假如父母在教育孩子时,盛气凌人,不能正确地对待孩子,那么父母的这种希望就难以落实。如果父母单纯地宠爱孩子,生活中围着孩子的喜好打转,就会让孩子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无须付出努力就可以得到别人的赞扬。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孩子就会渐渐丧失拼搏努力的精神,而且一旦发现事情不如自己的意,就会归咎于别的事情或别的人,难以从自身找原因。

  我接下来举几个例子。其中第一个便是来自谢尔登和埃莉诺·T. 格卢克合著的《500个人的犯罪生涯》中的“热血约翰”的案子。在这个案子里,那个犯罪的男孩解释了自己犯罪的起因。

  “我从未想到自己会这么吐露心声的。实际上,在我十五六岁前,和其他男孩差不多,也喜欢运动,而且会从图书馆借书,时间安排得合理。可后来,父亲让我辍学了,他要让我去工作挣钱。然而,他们却拿走了我全部的薪水,每周只给我留下5毛钱。”这个男孩控诉着。

  假如我再问他与父母的关系如何,就会发现,他真正体验到的东西,则是对他父母缺乏合作精神的印证。

  “我工作一年后,开始同一个爱玩的女孩交往。”这个男孩继续说。

  诚然,在一个罪犯的生涯中,我们常会发现这一点,比如说,他们会喜欢上一个喜欢玩乐的女孩。这是因为,他们糟糕的经历使他们很希望与一个追求快乐的人在一起。可现实中不妙的是,这个男孩一周只有5毛钱,这使得他和那个女孩的感情缺乏经济基础。

  “说实话,即使在小镇上,一周5毛钱也根本不足以带着女孩去玩。可是我爸爸再也不想给我钱了,这让我很气愤,心里就常想着怎么可以多弄点钱。”看来,促使这个男孩后来走上犯罪道路的是因为经济问题。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会根据常识引导自己,比如说可以四处多找些兼职工作,从而多赚些钱。但这个男孩却想轻轻松松地多赚些钱。确实,他有个女朋友,只想让自己和女朋友共同快乐。

  “有一天,我碰见了一个男人,并和他渐渐混熟了。”很多罪犯在走上犯罪道路时,总会与一些人的引诱有一定关系。对于一个心理正常的人来说,或许可以经受住诱惑,但对于一个曾经长时间在这方面动过心思的人来说,情况就会不同了。

  “他是个聪明的小偷,很能干,每次和他出去一块儿干,都能得手,还可以安全地溜走。他很仗义,会与你分钱,并且不会陷害你。于是,我就长期干这行了。”是的,当一个人刚开始犯罪的时候,假如很顺利,这会激发他继续犯罪的心理。

  另外,我们还知道他的父亲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一家工厂的管理者。虽然他的家庭不是特别富有,但收支平衡还是没有问题的。在他走上犯罪道路前,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并且他的家人过去从未犯过罪。这个男孩承认,在15岁的时候,就与异性发生了关系。那时候,很可能会有人说他好色。

  其实,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好色。实际上,他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在谋求别人的欣赏,比如说,他要成为征服异性的英雄,并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优越感。另外,他希望在外表上有所突出,以吸引女孩的注意;此外,他还通过盗窃往女孩身上大把地花钱,以赢得女孩的芳心。

  他时常戴着宽边帽,手上缠着红丝巾,腰上插着一把左轮手枪,而且给自己取了个外号“西部歹徒”。他内心非常虚荣,希望别人把他当英雄看待。然而16岁时,他与一个同伙闯入一户人家行窃被当场抓住。

  他对所指控的罪行一概供认不讳,甚至不忘插上一句:“我做过的事比你们说的多得多!”而且,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别人的财产权几乎不在意。

  “我并不认为生命值得尊重。对很多人的生命来说,我只有最强烈的鄙视。”他的话反映出,他对生活非常悲观,而且认为生命不过是个累赘。

  “在我的经历中,我学会了不能相信别人。曾经听人们说,小偷之间不会彼此欺骗。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曾经对一个家伙很好,结果他却暗算了我。实际上,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我也会选择诚实做人。但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也不能变得诚实。”他的这句话在暗示:“需要对我犯罪生涯负责的,应该是压抑。我的欲望被压抑了这么久,结果才被压抑成罪犯。”当然,他的这个认识还是很有问题的。

  “我进行犯罪,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会因为犯罪而犯罪。当然,我有时也会到达某个地方时,一时兴起,进行偷窃,得手后,再迅速离开。”对此,他认为自己是个聪明的英雄,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有次我被逮住了。当时,我为了去看女朋友,就把价值四五千美元的珠宝换成够她花的钱,结果因为赃物被认出来,就被逮住了。”是的,我们发现不少罪犯都是因为去看望自己的异性朋友而被抓住。

  “他们要送我到监狱里,还说监狱里有学校。我也确实想去里面学习,但这并不是为了洗心革面,而是要让自己对社会更危险。”从他的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类已经极端厌恶,并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为自己的追求。他还说:“我要有个儿子,就非绞死他不可。你可以想想,我会犯这种罪,把一个孩子生到如此可恶的世界上吗?”

  对于一个已经仇视社会到这种程度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怎样改造他们呢?除了让他们看到合作的重要性,令他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外,别无他法。如果要让治疗见效,我们就要回到他童年的记忆里,从中找出深层次的原因,才足以说服他。

  我想,在他童年的时候,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他如此痛恨人类。如果让我猜的话,他应该是家里的长子,刚开始很受宠,后来有了弟弟妹妹,他便没有以前那样受宠了。对他来说,好像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事实上,很多人在小的时候,有这种遭遇,长大后,就妨碍了他们的合作精神。

  约翰还提到自己被送到一家少年感化院,并在那儿受到了虐待。在离开这个感化院后,他对社会充满了仇视。我在这里必须要补充一句的是,犯人在监狱里受到粗暴的对待很可能被视为一种挑战,一种彼此力量的考验。这会让犯人觉得:“正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才会被他们欺负!”

  如果这样的话,犯人会把听到的“不要再犯罪了”视为对自己生存能力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去伤害别人,看到别人的痛苦,然后自己狰狞地笑着,才能证明自己是个英雄。是的,假如一个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在与他作战,那么,还有什么能比接受挑战、坚持打下去这场“战争”更能“激励”他呢?

  所以,我们在对罪犯进行教育时,不应该用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去压制他,让他觉得不是人道战胜了自己,而是力量战胜了自己。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将一个罪犯真正地改造为一个良好的公民。同样,我们在对问题儿童的教育中也要注意这点。

  假如我们对问题儿童采取一种粗暴的方式来压制他们,这无异于对他们进行一种挑战,这将是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如果真是这样,这些孩子的心里就会怒吼着:“看看到底谁强,看谁能撑得最久!”实际上,这些小孩的心理已经与罪犯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希望自己更加强壮、更加聪明,从而使得自己能够更从容地伤害别人,更从容地安全撤离。

  所以,如果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管理人员常对犯人进行这样的挑战,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害的举动。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案子。这个人因犯了谋杀罪而被判处死刑,他曾经残忍地杀害了两个人。后来,他在诉状里写了自己的意图。从这里面,我们了解了罪犯心理对犯罪所进行的策划,而且还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人不经过策划便去犯罪。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犯罪,主要指有主观错误的犯罪。

  在罪犯的这些犯罪策划里,他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合理解释,然后激励自己去完成犯罪活动。从这个情况里,我们再次可以看到:即便是犯人,他们也会尽量让自己的行为与对社会的认识协调一致。只是,罪犯在犯罪时,必须扼杀自己的社会感,冲破社会兴趣这层障碍。

  同样,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里也可以看到,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反复考虑要不要去杀人。他一直用这样的问题来考问自己:“我到底是拿破仑,还是一个小虱子?”

  实际上,罪犯总是自我逃避、自我欺骗,并用这些幻想来麻痹自己、激励自己。应该说,每个犯人都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是有益的生活,他们也知道有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只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过上这种有益的生活,当一想到自己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时,他们不免露出胆怯之情。此外,要过上有益的生活,需要学会合作,可他们显然在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于是,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犯罪,才能让自己以特有的方式,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接下来再引述一个杀人犯在日记里写的话,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心理:“我的家人和我脱离了关系,我被很多人唾弃,还受到很多人鄙视。这些痛苦几乎把我压垮了,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而且不甘心处于这种被人遗弃的境地。可是,我一无所有,而且时常挨饿。我想,我必须冲破这层层阻碍,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我!”

  “曾有人预言,我会死于绞刑架上。可是我想,这种快要饿死的生活与被绞死又有什么不同呢?”显然,从这个杀人犯的日记里,已经可以看出,由于他作为人被忽视,遭受虐待,便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几乎都不值得自己怜悯。

  在另外一个案子里,一个小孩的母亲则预言说:“我肯定,总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勒死我!”然而不妙的是,在这个孩子长到17岁时,他勒死了自己的姨妈,他妈妈的预言竟然起到了惊人的结果。这个少年犯在日记里接着说:“我根本不担心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反正得死。在生活里,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敢同我交往,我喜欢的女孩子也躲避着我。”

  他曾经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并想吸引她。可是,他既没有华丽的衣服,也没有钱,在这个女孩面前,他总是自惭形秽。为此,他不由得经常自我欺骗,比如说,把这个女孩视为一件财产,这也是他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

  “既然我生不如死,那么,我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就走向灭亡。”这个男孩对人生进行了极端的解释,这就好比一个小孩子的心理,要么得到一切,要么毁灭,谁也别想得到。

  “于是,我把时间选定在星期四,并等待时机,只要时机一到,不论遇到的是谁,我就会痛下杀手。”在他的内心里,这样做仿佛是一个英雄。

  终于,在那天,他手持一把刀,突袭了一个路过的男子,并残忍地用刀刺入那个男子的胸膛。在提到自己当时的感受时,他写道:“就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内心压抑的痛苦可以驱使一个人做出一切暴行。或许我这样做后,就没有做个正常人的机会了,但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更可怕的饥饿会让我做任何事情,再加上我的身体患着疾病,家里又不给我钱治疗,我只有通过伤害别人,才能找回自尊。后来,当那些人在法庭上审判我时,我并不觉得紧张。因为一个人若犯了罪,为此补偿是应该的,但这总比活着受罪好。假如我饥饿而死,或病死,几乎没有人能够注意到我。而现在,人们成群结队来看怎么处决我,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有这么大的能量和影响力!”

  然而实际上,他终究不是想象里的那种“英雄”人物。他接着说:“虽然我没有刺中他的心脏,但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相信这次要被绞死,但遗憾的是,那个人穿的衣服那么精美,我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这么精美的衣服。”于是,他不再说自己的饥饿与疾病,转而说到了服装。

  “可是真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着。

  的确如此,很多罪犯在犯罪时,总会有一番心理挣扎。比如说,有些罪犯在实施犯罪前,总会喝些酒为麻痹自己的思想,其实,他们这是在内心里经受剧烈的挣扎,努力冲破内心深处那堵社会兴趣的墙。当一个人冲破了内心这层障碍后,他的犯罪动机就会逐渐转为现实行动。

  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罪犯都期望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获得一种优越感。在这方面,我们发现,在罪犯的目标中,对于私人的意义总会超越别人。而且,他所努力追求的结果总是对别人有害。为此,他不喜欢合作,而且认为社会上有的人甚至多余;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认为伤害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妥。由此可见,我们要真正了解一个罪犯,关键在于了解他在合作上失败的程度与性质。

  具体来说,罪犯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合作精神上丧失的程度。比如说,有些人只犯小罪,而且绝不跨越某一鸿沟,这就好比一些罪犯只盗窃、不抢劫,或者只抢财、不害命;还有些人则偏向于犯大罪。有些人是罪犯的头,策划组织犯罪;还有些人是里面的小喽啰等。所以,要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罪犯的犯罪生涯有这些不同,我们还要审视一下罪犯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他特有的生活方式中的主要特点便已形成。我们可以断定:此后,若要再改变他,会很难。所以,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间所犯的错误,才能从根源予以纠正。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有的罪犯虽然多次受罚,可还屡屡再犯,甚至越犯越大的原因。

  实际上,并非经济困窘就会导致犯罪。诚然,经济困难时,人们的犯罪率会增加,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某些时候,犯罪率与小麦价格的增长成正比。这只是一种宏观形势的推测,并不能直接说经济形势不妙就一定导致犯罪。我们倒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形势不佳,人们的合作能力会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说,一旦达到这个限度,人们就无法再在合作中产生更多供自己消费的价值。于是,有些人丧失了合作的机会,便走向犯罪。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在处于顺境时,一般不会犯罪;可一旦出现猝不及防的问题,他们便可能去犯罪。在这里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才是影响他们采取行动的关键。

  个体心理学通过对大量案例的调查和研究,终于弄清楚了里面的关系:罪犯已经对他人不再有兴趣。他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合作,一旦超过这个程度,使他们感到了合作的压力,他们就可能犯罪。假如我们考虑一下罪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会发现,除了社会问题,没有什么是他们无法解决的。所以说,罪犯选择犯罪行为,常是因为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压力下的产物。

  我们早在前面的第一章就提到,个体心理学把我们的生活问题分为三大类。首先,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即友谊问题。有时候,罪犯也有朋友,但仅限于他们的同类,比如说他们会成群结队,甚至彼此忠诚,绝不互相“出卖”。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限制了自己的社交圈。因为他们无法和普通人交朋友,无法融入普通的社会圈子。当身处社会中时,他们感觉自己对这个社会很陌生。

  其次,是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即职业生涯。很多犯人在回忆起自己曾经的正当工作经历时,总会抱怨:“你不知道那里的工作有多么糟糕!”在他们看来,工作很不称心,更不希望与别人一起在岗位上辛勤奋斗。对他们而言,一份有益的工作意味着要对别人感兴趣,为别人的幸福而承担风险,而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乏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合作精神上的缺乏。实际上,大部分罪犯都没有为接受正常工作而准备好,甚至未接受过相应的职业训练,难以胜任有益的工作。

  假如我们回顾他们的学校生活,就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面临一些障碍,失去了学习兴趣,不愿同别人合作。这样的话,走出学校,他们发现自己在正常的工作里,竟然无法与别人合作。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人离开学校后,能在社会上做份正当的工作,无异于让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去参加一场地理考试,还要求他考个好成绩一样。实际上,假如这样的话,他们要么交废卷,要么交白卷。

  再次,就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诚然,甜蜜的爱情需要彼此共同经营与合作。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半数以上罪犯在入狱或被拘留前,都有性病。这意味着,他们仅想轻松地解决爱情问题,把爱情对象视为一种财产。他们甚至认为爱情可以花钱买到,对他们来说,性生活就是对爱情的占有,这不过是占有别人的方式,而非确立终身关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就难怪听到犯人这样说:“如果我不能得到一切,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假如一个人在所有生活问题中都缺乏合作精神,那么对他的健康成长而言,显然是个大问题。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合作。一般情况下,我们合作能力的程度强弱,会从我们的日常言行中看出来。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就可以发现,罪犯的言行举止总是异于常人。他们总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仿佛他们的智力在发展上受到了某种阻碍。

  通常情况下,我们赋予语言一种共性,从而使得大家都可以交流。而罪犯却显然不是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也有自己的推理。他们的这种风格可以从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中看出来。实际上,他们并不愚笨,智力上也不迟钝。假如我们认同他们追求的优越感目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采取的方式原来是“至情至理”。

  比如,我们还听到一些犯人说:“我看到他穿着一条好看的裤子,可我却没有,于是我就干掉了他,得到了那条好看的裤子。”假如我们认同他们的这种欲望是合理的,而且不需要自己以某种有益的方式来争取就可以得到,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看起来就仿佛是合理的。当然,基于这样的欲望而采取的行为,显然不是正当的常识。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发生在匈牙利的案件,也就是有一群妇人被控诉通过投毒犯了不少谋杀罪。其中一个妇人说:“我儿子患病,不能工作,害得全家人都得照顾他,为此拖得全家很疲惫,我只好毒死他,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对全家来说,也可以获得安宁。”事实上,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面前,已经拒绝合作了,那么,她还能做什么呢?

  假如从这个妇人的角度来看,她的行为仿佛是合理的。实际上,这是她以及相似的罪犯对生活的一种误读,从而做出了错误的行为。

  早期合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了,犯罪的根源在于合作精神的缺失。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在哪些具体的情境下,合作归于失败。

  1.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可否认,孩子在合作上的失败,很大原因要归咎于父母。或许是母亲缺乏经验,拒绝孩子与自己合作;也可能母亲表现得仿佛自己不会犯错,也拒绝别人的帮助;还有可能她本身不会与别人合作,使得孩子也不会与别人合作。

  我们在那些关系紧张,或破裂的家庭里,常会看到孩子的这种合作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实际上,孩子与母亲的联系是第一次同别人获得联系,可母亲却不愿把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展到孩子的父亲、其他孩子与其他人身上。这样的话,孩子的合作精神在早期就受到阻遏。

  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中心人物;可在自己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又来了一个孩子,于是,他不再是家里的中心。这可能是孩子在成长中的第一次挫败,他有种被篡位的沮丧。为了显示自己曾经是中心,同时表达自己对处境改变的不满,他开始拒绝与母亲合作,也拒绝与弟弟妹妹在一起玩耍,甚至可能会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欺负自己的弟弟妹妹。

  所以,我们在追溯一个犯人的早期经历时,就会发现,在他生命的早期,这些毛病就已经出现了,在长大后,随着力量的增强,对别人的危害也就越大。在这里,对孩子起作用的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孩子对这种环境的解释违背了常识,父母又未能及时纠正,才最终导致孩子日后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有一个非常聪明,在孩子们中有种“鹤立鸡群”,这对别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个麻烦事。因为那些优秀的孩子通常会得到人们最多的关注,别的孩子则感觉气馁,有种挫败感。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感觉自己黯然失色,如果去竞争,又没有取胜的信心,最后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在这些孩子里,我们发现,他们中以后可能出现罪犯、精神症患者以及自杀者。

  实际上,那些缺乏合作精神的儿童在踏入学校的第一天,我们就可以从其言行举止中判断出来。比如说,他不喜欢教室,上课难以集中注意力,也不喜欢听老师讲课。对这些孩子来说,学校生活可谓是他们重拾信心的又一次宝贵机会,假如老师不能了解他、理解他,这个孩子可能会再次有种挫折感。

  诚然,他没有得到鼓励,也没有再次学会合作,相反,在学校里受到的打击变本加厉,这样的话,也难怪他们对功课日益失去兴趣。假如一个人的勇气和信心屡次受到打击,他就不可能对校园产生兴趣。事实上,我们发现,不少罪犯在13岁左右时,被分到学校里的慢班,还常被别人视为智力低下。渐渐地,他们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对别人也失去了兴趣。

  相反,他的兴趣日益集中于生活中无用的一面,并从做些对社会和他人无益的事情中收获乐趣。如果他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糟糕。

  2.贫困因素。

  实际上,贫穷也会使人对生活产生一系列误读。比如说,一些出身贫寒的小孩可能会在家庭外受到别人的歧视。他的家庭经济不乐观,这使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工作挣钱,以贴补家用。

  假如有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些有钱人,并发现他们过着惬意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东西,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想:自己也能像这些人一样该多好啊!

  一般情况下,在大都市里,贫富悬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罪犯数量为什么会比较多了。当然,如果孩子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正确解读,就不会生出忌妒之心,反而会激励自己更加前进;如果这些孩子对这种环境进行了误读,并幻想通过不劳而获的方式获取财富,显然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3.生理缺陷。

  很多时候,人们的自卑感会集中于生理缺陷上。本来,我曾以为这为神经学与心理学找到了根据,可后来发现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修正。在这本书里,当我刚写到生理缺陷与相应的心理补偿时,就发现了生理缺陷并没有我之前认为的那么简单。

  实际上,一个人的自卑感并不是单纯地来自生理缺陷,应该归咎于他周围环境对这种缺陷的教育方式。实际上,假如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孩子被正确对待,那么这个孩子不会因此在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更不会内心里惴惴不安,也不会对他人和社会失去兴趣。如果没有人帮助小孩纠正这一点,或者周围的环境更以此取笑他,只会使他更加敌视他人与社会,并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这对孩子的发展显然也非常不利。

  4.社会缺陷。

  我们发现,在罪犯里面,孤儿占了很大比例。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负有一定责任,因为我们忽视了那些孤儿的教育问题,没有培养他们一种合作精神。此外,罪犯里面,还有不少是私生子,他们无法获得正常孩子那样的对待,自幼在感情上缺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兴趣的发展。

  一些被遗弃的孩子在长大后,去犯罪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尤其是当他们觉得没有人需要自己,并巴不得抛弃自己时。同时,我在罪犯里还常会发现不少相貌丑陋的人,而且这种情况常被一些人证明遗传在犯罪里的作用。也许这个说法有一些道理,我们不妨想一想,假如孩子从小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相貌不佳,而被人们取笑,这些幼小的心灵会怎么想!

  可见,孩童时期,若受到一定社会伤害,就会让这些孩子产生一些反抗社会、敌视社会的倾向,这种情感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当然,我们在罪犯里面也常会发现相貌很好的人。这样的话,就再次显露出用遗传因素解释犯罪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这些相貌俊好的罪犯有不少是被宠坏的孩子。由于长时间在社会兴趣上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以自我为中心,难以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犯罪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们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帮助罪犯过上正常的生活,以及如何预防犯罪?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前面已经总结了出来,那就是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对社会产生兴趣。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可以想见,假如我们不能使罪犯对人类的福利产生兴趣,假如我们不能使罪犯对别人产生兴趣,假如我们不能教会他们怎样与别人合作,不能教会他们通过走正道、与别人合作,来达成自己期望的目标,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治疗犯罪问题了,那就是:我们必须教会他们怎样与人合作。如果不能这样,而只是单纯地去监狱看看他们,那是不会起到什么效果的。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家人到监狱里看了这些罪犯后,由于未能帮助他们怎样提高合作能力,于是,这些罪犯出狱后,可能还会再度入狱。

  基于此,我认为,在没有教会罪犯必要的合作能力以前,仅因为刑满就释放,那么他们再度进入社会后,只会给社会增加更大的危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为正常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我们又能怎样帮助他们呢?其结果,只能让他们重操旧业,重走犯罪道路。

  实际上,想办法提升罪犯的合作能力,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对待他们时,我们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对待他们,也不能奢望空洞地说教就可以使他们痛改前非。因为他们的犯罪生活方式形成很长时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改变。如果要真正地改变他们,我们只有找到其思维方式的根源才行。

  比如说,我们要找到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败,从什么事情上失败,并找出这些失败的情景。我们要知道的是,人们的主要个性特征早在四五岁时便已形成。所以,我们要纠正他们的犯罪思维,就要帮助他们理解那些早期错误的含义,找到其最初生活观的痕迹。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生命。

  1.无效的体罚。

  我要再次说明的是,体罚对罪犯是无效的。这种做法只能加重罪犯对这个社会的敌意,即使他一度表现驯服,也不过是在强权下保全自己的反应罢了一旦时机成熟,他仍会兴风作浪。这种情况,或许在罪犯上学的时候,就出现过,比如说,他由于没有学过合作,因此表现很差,或在班里表现糟糕,结果受到斥责和惩罚。

  假如这样的话,我们还能鼓励他再去与别人合作吗?他只会更加敌视这个环境,并更加讨厌这个学校。同样,我们不妨试想,假如我们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还会喜欢这个环境吗?

  事实上,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只会对正常的生活失去信心,包括对老师和同学失去兴趣,开始热衷于逃学,并躲到学校和家庭找不到自己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他会欣喜地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与自己境况相似的孩子,可谓“志同道合”。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互相理解,互相欣赏,而且其乐融融,最后也走上了同样的犯罪道路。

  在他们这个社会圈里,以如何反社会为荣,因为他们觉得,正常的社会生活,让他们难以受到关注,甚至会受到社会的白眼与冷遇。于是,他们把社会视为公敌。而且尤其让他们欣慰的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很欣赏自己,在他们看来,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比过正常的社会生活舒服多了。

  也就是这样,成千上万的孩子加入罪犯的队伍,我们的社会才堪忧起来。所以,我们从小对待孩子的方式,包括家庭与学校,是多么的重要!

  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是家庭教育和学校的失败,也是社会的悲剧,因为我们竟然不能够使孩子们作为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于社会,反倒将他们逼到罪犯这一社会公敌的行列。如果我们能够将学校组织起来,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里获得信心和鼓舞,显然这种悲剧便可以阻止。

  总而言之,罪犯会把社会对自己的惩罚,作为社会与自己作对的一个标志。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原因来解释体罚的毫无效果。比如说,很多罪犯并不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他们在生命的某些关键时刻,甚至差点选择自杀。可见,所谓体罚,甚至死刑,根本吓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醉心于一种战胜警察的快感,以至于在肉体上已经麻木。假如罪犯在监狱里被狱警虐待,那么就会更加激起他们的反抗之心。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在罪犯的内心里,他们与社会的接触好比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社会对他们的挑战程度越剧烈,他们在精神上就越坚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惩罚罪犯的电椅都可以视为一种挑战。

  如果这样的话,只会令罪犯认为采取更加聪明的行为是多么的重要。或许在他们被处以电椅惩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要是我当初不是有眼无珠,就不会受这样的虐待了!”我们可以看到,罪犯在体罚面前产生这样的心理,那么他们日后出狱了,只会更加仇视社会对自己的粗暴行为,并叮嘱自己再次犯罪时要更加聪明。于是,体罚罪犯后,并未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可能出现更加狡猾的罪犯。

  2.从小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

  由于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每个人在孩童的成长时期,都会在某个时候莫名其妙地感到气馁,比如,会认为自己不如别人,认为自己毫无用处。基于此,对于罪犯,我们更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错误的方式,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罪犯明白自己的处境,还要让他知道为什么做了错误的决定,进而让他对生活产生勇气,对别人产生兴趣,重视与别人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面对生活。假如我们在一个人的孩童时期,就让他明白这一点,显然对于他养成正确的生活方式会大有裨益。如果真能够这样的话,孩子也就不会再选择犯罪。

  正因为这样,在对所有案例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罪犯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童年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个性里缺乏一种合作气质。

  实际上,这种合作精神并非天生就有的,需要后天学习才能具备。对每个人来说,合作精神只有通过培训与学习,才可以具备。无数的犯罪案例证明,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在合作精神上的缺失。

  至此,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解决犯罪问题的答案。其实,我们数千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尝试过所有的方法,可最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直到个体心理学产生后,我们才真正知道了自己应该怎么做,那就是:教会罪犯合作。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研究,应该说,个体心理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每一个罪犯。话虽如此,但要真正将一个罪犯改造成功,并非一件易事。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人在经历合作方面的挫折后,他们的合作精神也就逐渐消失殆尽了。

  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在艰难的世道,犯罪量便会急剧攀升,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获得一定工作机会,也随之失去了很多合作的机会;一旦他们长时间面临合作缺位,久而久之,就会对正常的合作心生抵触。而这也往往是从宏观角度看待犯罪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原因。

  3.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可以说,在改造罪犯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即便我们不能成功改造每一个罪犯,但我们也一定可以为他们做些事情。比如说,对于一些曾经失业或者技能不足的罪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一份正当的工作。其实,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做的唯一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保证这部分人仅留下的一些合作能力不至于丧失。

  实际上,假如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罪犯数量便可以大大减少。绝大部分罪犯是因为正常的工作受阻,才导致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社会要为改进经济条件,以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努力。

  此外,我们还应该让孩子为以后的职业接受必要的训练,这样的话,他们在进入社会后,才不至于手足无措而恐慌,也可以使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更加从容。当然,我们在对罪犯进行改造时,这些训练也可以在狱中进行,从而使他们离开监狱后,便可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比如,我们还可以组织犯人关于社会问题进行一场讨论,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犯人在世界观上的碰撞,使得他们对这个世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同时,我们还要教会他们不要限制自己,也不要限制自己对别人的兴趣。我相信,通过这些矫正性的行为,我们在纠正罪犯的过程中,必然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

  还有,我们应当避免一些容易让人产生贫富悬殊的感觉。假如贫富分化极其明显,显然会激怒一些处境窘迫的人,并引起他们的忌妒。所以,我们必须消除夸耀之风。实际上,一个经济上再优越的人,也没有必要炫耀自己的财产;否则的话,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此外,在对那些智力迟钝或是问题儿童的诊疗中,我们可以知道,假如仅是挑战他们,刺激他们的自尊,那么对他们的诊疗必然会毫无结果。实际上,这些发展上出现问题的儿童,正是长时间因为环境在不断地挑战自己,才会让自己生出一种消极态度。其实,罪犯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警察、法官以及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在挑战罪犯,可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消灭犯罪现象。由此可以看出,单纯地挑战罪犯,并不足以消灭犯罪现象;当然,如果我们一味地纵容罪犯,也不会根除犯罪现象。所以,单纯的高压或者怀柔政策都不能成功地改造一个罪犯,只有让这个罪犯真正意义上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才能让这个罪犯改变。

  通常来说,罪犯的心理本来已经受过某种程度的伤害,假如我们对他们鄙视、敌意,不能对他们施以人道的话,其结果只能把他们往相反的方向推。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刑并不能吓到罪犯,只会让罪犯在被行刑的时候,想起自己被捕时的致命错误,这种想法会激励别的罪犯必须变得更加聪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让很多罪犯看着另一些犯人被执行死刑,可那些作为看客的罪犯一旦获释,还会有很多人选择继续犯罪。

  同时,如果我们提高破案率,或许也会有用。实际上,据我所知,至少40%的罪犯得以逃脱。可见,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矫正犯罪,将会使我们面对犯罪问题时更加棘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后,我们都不应当侮辱或挑战罪犯。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增加监狱看守员的数量,这样的话,显然对改进罪犯的教育会有帮助。当然,这里的重点是,一定要增强罪犯的合作精神。

  4.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如果我上面的建议能够得到人们的采纳,我想一定会使我们在矫正犯罪方面获得成功。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想办法提升他们的合作度,发展他们对别人的兴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罪犯数量一定会急剧减少,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实际上,大部分罪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犯罪生活,而且他们的犯罪活动通常是在青春期就开始了。人们在15~28岁之间,犯罪率最高;我们要知道,一旦孩子接受了正确的教育,得以健康成长,他们的家庭也会受到好的影响。比如说,在家里,父母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帮手;在学校里,老师可以面对懂事的学生;在社会上,人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融洽。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让孩子从小便获得好的发展,从而使孩子更好地应付后面的生活。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绝不是说把孩子都抓起来教训,就能收到好的效果。

  我们还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充分利用教师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学校教育作用时所说的,假如孩子早期在家庭环境里已经形成了一些错误,那么,在孩子的一生里,能够予以纠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机会,便是学校阶段,特别是由老师来予以纠正。实际上,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正因为家庭不能承担完全的责任,人类才设立了学校,并助家庭一臂之力。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学校来使人类更友善、更乐于合作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社会的几乎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上。假如人类不乐于合作,彼此不感兴趣,那么人类就不可能使自己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单个的人常是弱小的。假如人类之间真的没有合作,恐怕我们的科技不会如此先进,我们能否在地球上生活下去也将是个问题。

  倘若我们以这样的精神如此教育孩子,那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显然会更加喜欢合作。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也就不会退缩,而是通过更好地合作来解决,并使得事情的结果最终符合大众的利益。如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无疑是人类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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