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我在一堆书里选择放归宿假时带回去看的，每个假期不管它的长短我都怀着敬畏的心尊重它们，带上几本书回家，这跟逢年过节走亲戚提着伴手礼有几分相似，是一种仪式和安全感结合各的产物。虽然每次带回去的书，总是远远大过我实际的阅读量，但我从没想过要减少带几本这件事。在我纠结恶补一下英语还是锦上添花的把理综搞得更有声色的时候，蒋焉把我从教室里拉出来。在我先要问他之前，他告诉我，谢凯明天回来，我惊讶的看着蒋焉，想等他再一次确认。“明天去车站呢，还是和你相好的共度美好时光，选择吧。”蒋焉笑着问我，我坚定的望着学校后山的杂草目光如炬的吐出几个字“两样都要！”然后朝着蒋焉后脑突然一击，在他反应过来之前笑着跑向楼下。
星期六一大早我和蒋焉在楼下吃过早餐，站在街边等了半天都不见一辆火三轮经过，当时间过去半个小时候，一辆人力三轮慢慢悠悠的向我们驶来，蒋焉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又过了一分钟，人力三轮终于停在我们面前，骑车的人看上去有五十多岁，我们差不多遇到了整个蓬溪城里最德高望重的车夫了，车夫拉着我们慢慢的起步，在蹬了大概十多脚之后想起了还没问我们去那里，而我们也忘记了告诉他要去哪里。蒋焉告诉他去车站之后，车夫说声好嘞，叫我们坐好，在我们都以为他马上会发力的时候，他转身告诉我们去车站有两个坡，得加一块钱，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只是叫他尽量快点，于是他又说了第二声好嘞，到这一刻我们终于明白好嘞只是一个语气助词没有实际的意义，就像去餐馆吃饭，你催菜的时候，总会被告知被催的那个菜正在锅里一样。车夫很健谈，东拉西扯的跟我们讲起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蓬溪的和世界的新闻，在谈到巴以冲突的时候，我们到了第一个坡，车夫说这个坡有个名字，我问他叫什么，他说这个坡叫刚娃。我在蓬溪生活了十多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坡有这样一个顺耳的名字，我笑着看看蒋焉，蒋焉也摇摇头。车夫从车座上站起来，用力的踩着，当他再次坐回车座的时候开始，开始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他说这个坡和他的大儿子很相像，所以他给这个坡取了和他大儿子一样的名字。我问他坡和人有什么相像。他笑着说这个坡看上去很陡，但是只要掌握好节奏，控制好力道，踩上来很容易，他大儿子跟这一样吃软不吃硬。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给一个坡取名字，这本身需要多么不俗的想象力，而这个有想象力的人却干着靠体力挣钱的活。在第二个坡前，车夫直接从车上下来，一只手拉起车轮后的绳子，一只手掌着车把，看上去像极了那幅《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而我们坐在车上就象征着剥削的枷锁，这让我们有些不自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不愿意选择人力三轮，一看到车夫发达的小腿肌肉我就想起了剥削这个词，而剥削这个词不是什么好词，我不喜欢和它产生联系。我和蒋焉从车上跳下来，车夫说惊讶的看着我们说已经上了一个坡了你们不坐上来不好算账嘛。我告诉他蒋焉是我们学校的体训生，成天拉着轮胎在满是油渣的路面上跑步，有身用不完的力气，拉轮胎是浪费，拉人才是物尽其用，当我说到这的时候，蒋焉已经坐在车座上，我让车夫和我一起坐进车厢。蒋焉朝让我们坐好了，然后用力踩向踏板，这车立马脱胎换骨般的充满了生机，向着坡顶冲去。这个坡比第一个陡一些，也短一些，我想车夫的第二个儿子应该桀骜不驯，满是叛逆，这让我想到了自己，我在父母眼里是不是也有坡这一种属性。蒋焉一直把车骑到车站，给钱时，车夫不好意思多收那一块钱，但最终我们还是把钱塞进了他手里，他又慢悠悠的踩着他的三轮车向来时的路走去，这回遇见他两个“儿子”的时候应该高兴些了，它们都变成了下坡的快意。
蓬溪的老车站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一个双向两车道的路总是被行人和摊贩塞得比实际上的更窄，这个五十米长的出站口，一辆车通行还算将就，最怕的是遇到会车，每当这个时候司机就从车窗探出头来，让轮胎从摊贩地摊的边缘无限接近的地方一寸寸的开过，在这拥挤的间隙，小贩总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商机，他们把锅盔，花生和其它乱七八糟的零食分成一个个的小包，用簸箕递向每一扇打开的车窗，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也不是为零，所以他们乐此不疲。在这样的背景下老车站在一年前顺理成章的变成了蓬溪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而车站搬到了城郊，当然政府不这样称呼，他们说这里是开发区。一条宽敞的马路从城区一直延伸到新车站，这条路上过不少次蓬溪新闻，在新闻里这条路叫做六十米大道，我原本以为这是它的长度，想着可能是比老车站出站口长了十米所以才能上新闻，当然每一个进步都值得肯定，十米也是进步，也应该表扬肯定。当我站这里时，怎么看也不止六十米，于是才知道这是它的宽度。这里的环境很简单几乎一句话就可以形容下来，这里除了车站前卫大胆的候车大厅外，再没有其它建筑的存在，六十米大道上一些工人还在安装路灯，车站门口的地图上明确的标注着开发区未来十年的构想，但我看了很久也没找到自己现在站的位置，在还想进一步研究的时候蒋焉拉着我走进候车大厅。候车大厅很大，大到显得空空荡荡，阳光从穹顶的玻璃射下来，照耀着一排排整洁的座椅，座椅上零星的点缀着数目不多的旅客，更多的人都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出现在进站口，消失在出站口，仿佛这里原本不需要一个候车大厅。“当，当……”我回过头去看见传出声音的大钟时针指向八点的位置，问蒋焉谢凯大概什么时候到，蒋焉看看时钟说快了，我想他和我一样糊涂。
我们透过检票口的玻璃，看着进站的汽车，长途汽车和乡村客运的中巴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都大而且高，而谢凯就在这种大而高的车上，所以我们要发现他来时的车不是件难事，只是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那个一笑就露出大板牙的谢凯吗？五年前我和蒋焉去火车站的时候，他的个头和我一样，但现在我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和他说话以免出现仰视的尴尬，于是我开始猜想我会不会是三个人种最矮的那个，于是我把背挺直等着答案即将揭晓的那一刻。大概在我保持这个姿势五分钟之后决定去上厕所，我问蒋焉要去吗，他说刚抽烟的时候就方便过了。“冯知，冯知……”刚进厕所没多久就听见蒋焉在大厅里喊我的名字，但此刻我没办法刹车，等爽完之后跑到候车大厅已经看不见他了，而检票口后面一辆高而大的长途车正在倒车回正车位准备进站，我知道是谢凯来了。我跑过检票口和蒋焉一起看着从车门上下来的每一个人，当看到一个梳着郭富城一样四六分头型的人我和蒋焉互相看了一眼确定那就是谢凯，这时那人也看见了我们，他向我们跑来，在那块写着“旅客通道请勿逗留”的牌子下，我们三个拥抱在一起，组成了通道上最大的一个障碍物，旅客从我们身边侧身而过，而我们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不便，不知是谁的拳头在捶打我的背，我也将这种节奏传递到他们身上，这是我们分开五年后的第一个拥抱，仿佛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拥抱，在这个时候，肢体语言可以完全替代一切语言，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在同一时刻被对方敲开了过去的门，让那段岁月美好的部分顺着大门一直流淌到现在，直到我们都感觉到了它的温暖和惬意。“好啦，二娃，快过来拿东西”，这时候我们才看见谢爸站在一堆行李边望着我们笑。
谢凯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去了奎格广场的露天茶馆，本来我们这个年纪更适合去网吧，但那里带上耳机盯着屏幕之后就变成了各自的世界，而我们需要的是是交流。谢凯坐在藤椅上左顾右盼，一直问这奎格公园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什么时候给全铺上地砖了，我们一点点给他讲，蓬溪这五年的变化。每天生活在蓬溪其实并未看到谢凯眼里的那种不可思议，当他问起的时候，才猛然想起我们周遭已有了不小的变化。谢凯走之前，全城有一半是青瓦房，施工的工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但一切仿佛在某个时候起了变化，城里到处跟二战时候一样，处处都是瓦砾和断壁残垣，无数个水泥搅拌机在街边发出刺耳的声音，卵石，河沙倾在街边占去了大部分的路面，行人跳跃着走过满是障碍的街道。当拆迁队站在上河街那片最后一排青瓦房的时候，我心中有了一丝悲凉，我几乎记得每间店铺卖什么东西，也知道在他们中间隐藏的那家我最喜欢的包子铺，当我还住在乡下的时候，每次上城都会要求父母带我去这里，当我把一个沾满红油的包子塞进嘴里的时候便构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当拆迁队第一斧子劈在它榫卯了不知多少个春秋的大梁上，我知道这一切便不会再出现在我眼里。在文物保护的意义上说，那的却是一条没有保护价值的老街，它没有鲜明的历史符号，没有层峦叠嶂的布局，没有雕梁画栋的工艺，所以它是历史前进上的阻碍，属于被历史车轮碾碎的那一部分。我们必须用大楼代替它，贴满瓷砖，按满明亮窗户才是时代发展的佐证，所以在这刻我们大多数选择了这种佐证，我知道我那种怀旧的思想是少数而卑微的，但还是保留了它存在的空间，或许有和我一样的人，只是他们也是无力和渺小的。我问谢凯还记不记得小学时候的美术老师杜老师，谢凯用嘴吹着他一缕垂下来的头发让它归位，当那缕头发再次垂下时，他说他记得，问我怎么说起他。于是我笑着给他讲起杜老师，小学二年级开始，铅笔都还使得不熟练的我们，被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强迫临摹他画在黑板上的牡丹。在上课前他就进教室，撅着屁股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勾勾画画，我们好奇的围在这个新老师身边猜他画的是什么，当他画好后，我发现那是我见过的最像牡丹的牡丹画。然后他要我们把黑板上的牡丹花搬到自己的作业本上，那堂课静悄悄的，只有铅笔和橡皮接触纸面划出的声音，当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还在用橡皮擦掉牡丹花上不够圆润的地方，他叫小组长收上所有的画，当我望着我那张像一个洒满葱花的大饼别收走之后有些小遗憾，我想要是再多给我些时间，它会不那么像大饼。一周后，当小组长把我的“大饼”发给我的时候，我看见在它边上多了一个鲜红的九十分，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画画的天才，因为那九十分过分鲜艳，浓浓的墨水深深的印在那张纸上，从背面也能看到它渗出来的红，我拿着它跟周围的所有人比过，在确定我是最高的分数后，才把它折叠起来放进书包的夹层中。从那一天开始每周期待星期五最后一节的美术课，像期待动画片一样期待着，我认真的画着每一幅画，但总是不能再得到九十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却喜欢上了画画的本身。他教我们如何用毛笔在五笔以内画麻雀，让我们坐在操场边画那个角落的银杏树，让我们用宣纸在五颜六色的颜料里乱蘸学“扎染”，他上课的那几个班是全校唯一有写生课的班，我们也骄傲的以为我们是全校最会画画的人。小学的美术课通常是一种形式，上课的老师多数是快要退休的其它学科的老师，学校为了照顾他们就安排了这课时量少的美术课，因为领导认为画画再差的大人也可以当画画最好学生的老师。不过杜老师不是那种兼职的代课美术老师，他是美术专业毕业的，听说是学校的高材生，因为参加了某个政治事件后分配到了小学，这些消息都是多年后，听父母谈起，小城不大，一个人的经历故事往往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在一条街上大家互相没有什么正真可以隐藏的东西。在五年级的一节写生课上，杜老师把我们带出校园，爬上学校对面糖酒公司的楼顶，这栋楼一共八层，在当时的蓬溪城鹤立鸡群，在这里可以俯瞰蓬溪城的大部分，那次课的名字叫“鸟瞰我的家乡”，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鸟瞰”这个词，在没理解它意义之前杜老师要我们把自己想象成鸟，用鸟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家乡，然后把看到的画出来。于是我趴在天台的围栏上，把下巴放在粗糙的水泥台面上，看到青色的瓦房沿着细细的芝溪河向远方伸展开去，鸽子落在奎阁公园的避雷针旁，人力三轮的车棚跟着车夫的节奏一起一落，广场大铁门边补锅匠吸引了一圈人把自己围在中央，我看到了所有的风景，那些我常常穿梭的小巷，我驻足过的小店，但不知道怎么把他们留在自己的本子上。我终究回忆不起我到底画了些什么，但一直记得那天我看到的所有。在五年级的最后一节美术课上，杜老师让我们画出自己未来的样子，那节课的名字叫“理想”，我画了一个小人站在一朵云上，那时候我分不清理想更接近现实，乱想便是天马行空。杜老师叫我们收好自己的画，等我们长大了再拿出来看，他说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虽然我不能理解“理想”和吃一个上河街的红油包子后的幸福是怎么产生联系，但还是选择相信这句话。在小学毕业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将来会成为一个画家，那张打着九十分画被我放在抽屉的一本书里，夹得工工整整。九十年代，蓬溪城的各个角落都出现一种叫酒吧的娱乐场所，那是一个大人们欲言又止的地方。上初中后的一个寒假，我在工人文化宫边上的一个酒吧旁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身影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用刷子在桶里蘸蘸又在墙上画画，那幅画色彩浓重，人物抽象，我不知道他画的什么，不是我第一眼就能认出的牡丹，也不是那只五笔勾勒的麻雀，但那身影的确是他，他是蓬溪城里唯一一个头发过肩的男人，那个粗壮的马尾随着他起伏的背影摆动，那幅为酒吧画的广告画已经完成大半，应该在我看见他之前就在这里画了些时候，我总觉得杜老师不该为酒吧画那广告画，但又说不出反对的理由，我快步走过那个脚手架，在和杜老师擦过之后，画画的梦想便不知不觉的坠入尘土中去了，人生就是这样奇特，一个刹那便改变了正要驶入的方向。谢凯听得入神，我不知道我凌乱的讲诉了些什么，然而他听得起来兴致，那缕头发垂下好久但忘记了在让他归位。就在我们现在坐着的地方几年之前还是片柚子林，柚子林的边上靠近河岸的地方是竹林，一颗黄葛树不知道从几百年前开始把根扎在竹林之间，粗壮的树杆扭曲而粗壮的伸向四面八方，因为它矮而粗壮所以在这颗树上无论什么季节总爬满了顽童，大概每个蓬溪人的人生开端都是从爬这刻树开始的，我们三个也不例外。我不知道这片园林绿地是什么时候修建，只是当我在这里玩耍的时候它已经有了岁月的韵味，这里白天属于顽童，夜晚属于情侣，广场里几乎没有灯。在月上枝头的时候，情侣们就占据了河岸，在竹林下互诉衷肠，那时候的情侣不如现在这般外放招摇，他们都含蓄而内敛，每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就像雕塑一样停止一切即将或正在的行动，尽管我只是个小孩。我不爱打扰情侣们的一刻春宵，只在意柚子林那些从树洞中探出两根触角的天牛，常常趁午睡的时候偷跑出来去那片柚子林，熟练的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它们的触角，看它在我的控制中张牙舞爪，便有了一个快乐的午后时光。直到几年前，一台推土机开进了柚子林，一个下午的光景这里就成了平坦的土地，接着广场的四面八方被围栏和外界隔绝了起来，当它再和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样子了，当人们第一次踏上它新铺的地砖都在猜测雨天是否会变滑，站不住人，在音乐喷泉打开的那一刹我站在人群中一起欢呼，轻易的把从前广场的模样忘得一干二净了。